昨天因為要到中環開會, 所以晚上順道回家吃飯。
父親是老左派, 在文匯報工作了半輩子, 滿口土共的宣傳論調, 但當年程翔叔在報館裡深得上下層的尊重, 所以我充滿期望地問父親這回左派如何看待程翔被捕一事, 我期望著父親會因為友人被捕而反省他的觀點, 但始終教人失望。
「程翔根本是民運(搞事)份子, 當年在文匯報就是他們在起革命!」語氣諷刺。
母親的臉頓然變黑, 她也在文匯報工作了廿年, 是最底層的工作, 而她對程翔叔一直非常尊重, 因為當年程翔叔對於報館的底層特別關心, 儘管因為語言差異, 他無法跟我母親溝通, 但每次碰面都會問好聊天, 我對他的印象也是從母親的敍述中建立。
程翔被捕, 母親哭了兩天。六四前後, 我從北京致電回家, 母親打破常規, 沒有問我生活上的小節, 拿起電話, 第一句說話就是程翔被捕了。
「當年根本就是上面的人做錯, 程翔沒有錯!」母親狠狠地盯著父親斥責, 父親不敢反駁。
類似的場景在我家是便飯, 家人與父親的政治立場永遠對立, 母親是地主階層,父親是華僑貧農, 孩子與母親連成統一陣線; 但在感性的層面, 大概我和父親的聯繫最深, 父親親眼目睹我的成長, 而哥哥和姐姐孩童時期並不在香港。
在北京讀書的兩年, 與制度的關係又是一個Oedipus complex的情節。
1974年到香港後, 為了遷就姐姐和哥哥的上課時間表, 我在左派幼稚園(新僑)讀了五年的書 (相等於博士所要花的時間!) 學了一大堆革命歌曲。新僑結業, 父親本來要把我和哥哥送到其他左派私立小學, 但我母親在父親的反對下, 私下把我們送到免費的教會小學, 剛上課的一周, 我每一天都稍稍地哭, 因為公立小學的老師與左派學校的完全兩樣, 對學生毫不關心, 之後與香港教育和老師的關係只是getting pass而已。
1989年自己還在中學, 姐姐借了我的私房錢, 瞞著父母, 跑到北京去支援學運; 自己上大學後, 自自然然的上了學生組織, 一直與制度權力對著幹。
三年前, 拿著奬學金回到北京讀書, 感情上覺得親近, 但制度管理上又是一場的對立。每次接近矛盾點, 對方就轉移話題; 指導老師有一次問我在北京學到些什麼? 我說自己在做田野, 把他氣得半死, 之後大家以各不相干的態度做事, 偶爾搞一些讓大家看不順眼的動作。在論文的致謝詞裡, 我由衷地感謝老師們給予我高度的自由。
在父親節前, 我亦由衷地感謝政治立場頑劣的父親給予我的高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