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nt」一字，中文解作「同意」，其實未能翻譯其精髓。這字包含單方面從上而下的同意，沒有「consent」，某些事情便不可為。新書作者Rebecca MacKinnon（麥康瑞）認為，網上自由的威脅可能來自政府，但更大機會來自私人公司代辦國家的審查機器。她提出網民應向網站施壓，捍衛網上言論自由。以下是Luke Allnutt在華爾街日報網上版發表的書評。原文請按此。
埃及人民上街抗議，要求罷免總統穆巴拉克時，該政府在2011年1月決定切斷網絡和流動電話網絡。這一點都不難。據報導，當局要求國內的網絡供應商，包括與英國合資的沃達丰（Vodafone）關閉服務。如果私人企業不想犯法，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遵守。足足五天，埃及網絡幾近沉寂。
麥康瑞認為，政府與企業合作成為網絡自由的最大威脅。控制網絡不只審查和過濾，同時有塑造輿論、與私營公司合謀處理國家工作。她以「數碼拿破崙主義（Digital bonapartism）」形容強人領導如何使用網絡尋求合法性，包括眾包式（crowdsourcing）推出新法例或利用親政府的博客詆譭不受歡迎的官員。這些領導人或者不會徹底攔截網站，但很大機會恐嚇或威脅「去得太盡（if they push the envelope too far）」的博客和網絡記者。她認為俄羅斯和中國正存在這種趨勢。
麥康瑞同樣憂慮西方民主社會的網絡自由。她舉例，美國參議員Joe Lieberman和Susan Collins在2010年向參議院引進網絡安全法案，便有機會賦予聯邦政府緊急煞停網絡。據稱Lieberman曾在2010年高調投訴亞馬遜網站（Amazon.com），指維基解密使用它其中一個伺服器公佈美國外交情報。亞馬遜終止維基解密的使用，但否認措施與參議員的壓力有關。差不多同一時間，PayPal和萬事達終止與維基解密合作，Twitter的相關組群數據則接到傳票。她分析，維基解密的遭遇，「突顯政府和網絡公司之間的權力關係令人不安、不透明，缺乏公眾問責的機制。」
如果政府是惡毒的主權，銳意尋求數碼化的附庸，大型高科技公司有時成為國家的奴隸，聯合使農民聽聽話話。企業可以拉攏替政府執行審查工作和供應精密的監控技術。網絡公司可以在我們不知情和無法控制的情況下使用我們的數據，及提供與政府機構。大型網絡服務供應商或社交網絡正正被麥康瑞稱為網絡審查的「管家和侍婢」。
這些管家和侍婢在其領域擁有主權，成為我們讀新聞、看電影、參加抗議的管理人後，會發生什麼事？對麥康瑞而言，若閉封的系統如Facebook或蘋果的App Store（應用程式網絡商店）壟斷網絡，言論自由會受到影響。她強調，蘋果已禁止可能引起不良反應的程式，包括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的卡通版，指其特寫祼露圖像；以及一個嘲笑公眾人物的應用程式。她指出這會引發一種危險，政治運動者將成為「企業自我審查任的人質」。
這種說法直指網絡未來的辯論核心。私人服務商如YouTube，有權選擇上載內容，正如沃爾瑪超級市場可以選擇出售什麼貨品。網絡倡議者關心的是，Facebook或谷歌這些網絡如此龐大，他們應該更像公用事業，當它涉及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他們應扮演城市廣場的角式，而不是私人運作的超級市場。
麥康瑞引述，國家領導人如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經描述網絡監管是一種道義責任（moral imperative），「他提供虛假的二元選擇：一方面是他們傾向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則形容網絡世界本質上是無政府狀態」。他某程度上正確。問題是，許多支持資訊自由的思想家提出相似的二元選擇，認為幾乎所有國家對網絡的控制、或任何政府企圖保護知識產權、甚至要求民眾以真實姓名登錄私人社交網絡，凡此總總都是對民主的侮辱，足以媲美專制政權最惡劣的暴行。
幸運的是，麥康瑞的分析更加細緻和平衡，新書是對網絡缺點的優秀調查。為了保護網上自由，她傾向推動網絡用戶充權的基層運動，從下至上作為對企業的反擊。她認為，透過多方持份者的努力，企業終會被說服，像「全球網絡倡議（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網站，「以尊重和保護用戶的人權為其長遠的商業自身利益。」倡議更多運動和增加對企業的壓力，聽起來可能不是特別驚人，但似乎這樣的戰術已經見效。幾個月前，非政府組織施加壓力後，西方公司停止為敘利亞政權建設監測系統。高科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想法仍然相當新。但從環保運動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向企業施壓和提高消費者的意識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