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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得提醒各位，如何閣下的意識形態跟彭秋雁一樣，閱畢此文不是氣絕身亡，就是會對撰文者破口大罵。如果你不想自己有一剎那變得像維園阿伯這樣歇斯底里，自暴其醜於人前，你最好在一個隱蔽的地方鬼鬼祟祟地看這篇文章。如果你是一個開明的人，看了這篇文章，相信你會部分同意我的立論。
這篇文是對香港民主的反思而作，現在，遙想起八九民運時，一百五十萬港人上街聲援北京學運，那時慷慨激昂的樣子，到現在香港人將爭取民主等普世價值的泛民主派視作過街老鼠，反應如斯兩極，實在令人懷疑當年港人熱心民主是否裝出來的，並非真的知曉民主、自由、人權之真義。另外，現在的青少年自願為奴，當中共的網上走狗——糞青，當泛民主派力爭民主自由的價值時，就有人熱心在各大討論區充當打手，誓要與自己的個人自由不兩立。以上的兩代人，共同點就是接受同一個教育系統的毒害，故此，啟敢嘗試概論香港的教育如何奴化受教育的一群，讓他們服從政府的羈縻。
學校如何奴化學生？大約有以下方法：
第一：去社會化
第二：校服和髮禁
第三：殖民地制度
第四：偽社會流動
第五：風紀制度
第六：讓學生兒童化
第七：國民教育
第八：公開考試
第一：去社會化
學校的早會隱含著集體主義的惡臭
也許有人反駁，在整個社會都是政治冷漠之下，不能單指責學校讓學生變得冷漠。這種歷史的宿命論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事實上，社會的制度體系的流轉從來沒有因為社會的大氣氛是這樣而固定不變，有時就是因為一、二個老天真而撼動整個歷史潮流。可見如果某個人對一個腐敗體制無所作為，他就是維持這個制度的共犯。哈維爾曾言，要推翻一個獨裁體制，人人只消憑良心做事即可。既然學校是這個制度的幫兇，就有批判之必要。
學校去社會化的嚴重，可見一斑。學校被塑造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一入校門深似海」，學生在學校內不停被洗腦，自己的「本份」（有趣的是，只有當權者才能定義學生的「本份」）就是讀書和過校園生活，社會大事管他娘。學校的社團活動和課外活動完全不鼓勵學生認識社會和關心時事。這是港英政府自六七暴動後愚弄港人的治術，現在為特區政府所應用，就是努力將學生隔絕於社會之外，不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或者準確地說，只讓他們在當權者需要的時候才走出來），漸漸以來，學生就會被消費文化所毒害，變得只懂用一些庸俗的消費品和文化擠滿自己的時間，最後就會喪失對社會的關心，淪為一批奴民，這樣既得利益者就能千秋萬世。
通識科的設立是否可以讓學生重拾關懷社會的信心，我是相當懷疑的。儘管通識課以時事作考題，但是在學校仍然有一種高度去社會化的氣氛下，學生只會將學得的東西僅用來應考，而非化作行動。有言「言傳不如身教」，如何學校沒有以身作則去帶領學生認識社會，培養出這股氣氛，這樣學生是不會自主地關心社會的。
至於學校的義工活動已經淪為一種消費行為，我不是說義工活沒有意義，只是學生們參加這些活動和宗教的領洗捐獻沒有太大分別，都是做一點東西為求心安理得，而不是反思整個社會、批判整個社會、改進整個社會。活動完後，他們頂多只會避免日後的生活像受助者一樣差，而不是向既得利益者宣戰，奪回應有的勞動成果。故此，這種意義下的義工活動，於社會變革無所助。
第二：校服和髮禁
學校連壁報也少談時事，以免培養到孫大炮出來
校服和髮禁，絕對是維穩的必備武器，當中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服從社會的主流價值，是一種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次要目的就是學生服從「紀律」（有趣的是，紀律也是由當權者定義的），這種治術和監獄的差異不大——要求所有學生穿同一制服，要求大致相同的髮型，目的就是要人工製造一群有相同特徵的人群，製造一群「想像的共同體」，要求學生為了學校的整體形象而犧牲個人自由，道理就好像希特拉以民族主義團結當時的德國人，以轉移內部矛盾一樣。製造一群「相同」的學生，從外部剷平他們的差異，再加上老師有相對的自由可以選項一定的服飾穿著——這樣人工地製造外表的差異，讓學生自覺自己總是低人一等，自己是受統治的階層，這樣就會不自覺對老師有種恐懼和服從。久而久之，從外表塑造學生的形象，就會逐漸內化他們的心，讓他們不自覺地接受社會的控制。
而為甚麼校服是簡樸單調，而非創意多采；髮禁一定要扼殺學生的自主？這是一場文化戰爭，是當權者有意將上流階級的文化普及，將其變成一個道德觀和價值觀，植入勞工階級的大腦。為甚麼要這般做？其主要目的就是統治者要建立一個模範文化，讓社會勞動階層追求。用意何在？就是要將勞動階層的文化抹黑，等一些達到主流文化勞工階層自以為是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對同輩產生一種鄙視和優越感，藉以分裂受壓迫者的團結，好讓既得利益者對其分而治之。例如，香港的社民連以激烈手段爭取民主，突顯社會不公，為甚麼仍然得不到大眾諒解，甚至被同為民主派的政黨攻訐？這就是因為既得利益者將上流社會的一樣所謂「守禮」、「和諧」等價值觀片面地植入被壓迫大眾的腦袋，讓他們對自己的同輩產生優越感，繼而鄙視。民主黨中了計，實在愚蠢；而這種價值觀，就是來自我們的學校。
學校宣揚上流文化，藉此分裂受壓迫一群；而商家就把勞工階層的文化商品化，藉此讓這種文化原本是挑戰主流文化的意義消滅殆盡，這樣，就能讓資本家的統治千秋萬世。
第三、第四：殖民地治術、偽社會流動
學生會是愚弄學生的維穩機構
這個觀點沒有甚麼新奇，但沒有太多人提及，故此有必要提及。這個觀點是來自馬克思的，主要是指出學校如何藉各種計算分裂學生的反抗力量，其中一招是像新加坡及吸納精英進入建制，藉此消磨民間的反政府力量。
李光耀曾言，如果一班載滿新加坡高官的飛機墜機，那樣新加坡就完蛋了。由此可見吸納精英入建制是新加坡的基本國策之一。拿香港的八十年代政策來說，都是吸納社會賢達（雖然現在是富二代）進入政府的諮詢委員會，隨了聽取民意，亦分裂了反抗力量。
學校是如何做，用以分裂學生的團結？其中就是仿效新加坡或港英政府，吸納一些在學生中有影響力的精英進入建制。建制不外乎是學生會、風紀、社團、學會。擅長搞活動的，就讓他們進入學生會；如果品行良好，就讓他們加入學校的紀律部隊，做總指揮或分隊長；其他的就加入學會、社團；運動好的就加入校隊。這樣，校內的精英的精力就被分散得七七八八，這樣，他們自然不能組織一股改革力量去對抗學校侵犯人權的弊政。而且，讓他們加入建制，使得他們有一股榮耀感，更加服從學校，自然就消磨了反抗聲音。但其實，最後掌權的都是學校，這些的「社會流動」，不過是一種治術而已。
既然學校的精英階級被統戰，那樣學校那些頑劣的學生自然不成氣候。就像清末那些會社，毫無革命意識、自由理念、共和思想，只是為反而反，結果使得中國的革命事業艱難；這種頑劣學生只是一埋沒有革命思想的土匪，僅因為自己的欲望而對抗學校，自然就不能建立一個推翻校政的健全論述，去吸引奴性已深的學生。如果根據傅柯的論點，我有時懷疑學校是否有意保留一批頑劣學生，用以製造「外敵」，讓學生們知道「好學生」和「壞學生」的分別，然後自己緊守好學生的本份。至於學校就能藉此分裂學生，讓自己的統治維持下去。
第五：風紀制度
風紀制更能培養學生的奴性
在批判風紀制度對學生的禍害，先回顧兩個心理學上出名的實驗，用以佐證。其中一個實驗是1961年耶魯大學的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教授主導的電擊實驗，另一實驗是1971年由史丹福大學主導的監獄實驗。兩個實驗都奠定了社會心理學的基礎。
耶魯大學的實驗是這樣的：測驗者被招募做充當「老師」，被告知需要做一個關於「體罰的實驗」，而「老師」的任務是教導實驗室另一旁的「學生」（有牆阻擋，「老師」看不見「學生」）英文生字，如果答錯，就對「學生」施加電擊，連續答錯每次加10伏特電擊，最高可達450伏特（已對人造成生命危險），其實「學生」只是由研究人員冒充，例必答錯，所有「學生」的痛苦反應都是裝出來的。
這個實驗的原意是測驗「老師」是否會因為良心發現而拒絕服從權威的指導。在實驗前，研究人員認為只有1%的人才會這樣變態，但結果卻出乎意料，有約三分二的測驗者都將電擊率開到450伏特。只有少數人因為良心發現而拒絕繼續實驗。
第二個實驗來自史丹福大學，由金巴多教授主導的「監獄實驗」，研究人員招募一批正常學生，抽籤決定誰擔任「獄卒」和「囚犯」，然後在一個模擬監獄生活兩個星期。結果到了實驗開始兩日，就被迫讓一些「囚犯」退出實驗，到了實驗一個星期，由於有「獄卒」開始過度虐待「囚犯」，實驗被迫停止。
誠然，本文極多立論，建基於以上兩個實驗。我沒有主張學校和監獄一樣，而是點出兩者的相似性。很多論點已出現在前文，不贅。其中，風紀制度可能是培養學生奴性的重要環節。例如以我校（伍若瑜）為例，由中二已開始招募領袖生（風紀），中六更強制全級擔任領袖生。以電擊實驗為例，我們發現群眾是極易受權威教唆，那怕做的是暴行。以監獄實驗為例，如果用權威將一群人分派到不同的岡位，這群人會很快「入戲」，成功地扮演一定的角色，哪怕這個角色他自己是相當討厭的（事實上，監獄實驗的實驗者都是相當反權威的），這兩個實驗都點出一點，如果沒有相應措施，人是很容易在權威的指令下行惡，那怕他是一個好人。就如一些納粹分子在平日是一個良好公民，但是進了集中營當獄卒就變成了魔頭，由此可見制度和環境對人的羈縻。
而風紀制度，正正是運用了這兩個實驗的原則。首先，抽出一群人，賦予他們領袖生的職責，他們就像那群史丹福的「獄卒」、「囚犯」，會「入了戲」，努力地扮演整治校風的角色。站在這個立場，他們就會對學校的反人權、反民主、反法治等諸多不正確行為（例如侵害人身自由）慢慢認同，甚至認為是天經地義。慢慢地，他們就像著了魔，對學校的獨裁和專制予以認同，更不會成為改革力量。啟敢很記得自己在中六的時候在學校的評議會要求改革校政，結果被全部同學否決。誠如林語堂所言：「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事實上林語堂這話是錯的，因為西方國家的實驗也證明他們的國民對權威也是毫無抵抗力的。
出來社會之後，學生沒有受過批判教育，結果做過風紀的學生就成了林語堂筆下的「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的奴民，對當權者的暴政用諸多藉口開脫。他們對香港警察的暴政亦沒有警覺性，只是對真心為社會的社運分子大加鞭撻，真是愚昧之極。
第六：將學生兒童化
這裡或許會引起別人的反駁，認為學校無時無刻都在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這顯然是錯的。學校只是培養學生的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就像當初的明治日本教育，只是為了培育國民成為戰爭機器，讓他們成為天皇的犧牲品，並非教導他們改進社會的能力，學校培養學生的能不過是一種生存技藝，但學校並沒有教育學生如何變革社會。說得難聽點，學校就是讓學生變成資本家豢養的豬。
所以，學校一方面教導學生為資本家服務的技藝，一方面盡量讓學生變得無能，要事事依賴這個社會。當然，由於社會福利是和抵觸資本家的利益，所以自然要教學生自食其力。但是自食其力之餘，學校又要學生接受社會的不公是天經地義，無法改變，某種意義而言，這是將學生兒童化，讓他們不得不依靠資本主義這個父親。
第七：國民教育
無話可說，完全是愚民教育。
第八：公開考試
奴化學生的終極殺著——公開考試
由於香港的就業市場主要仍然以學士為入職要求，所以入大學一直是香港學生的必爭之戰。相對一些歐洲國家的大學教育普及，香港的大學入學率僅是適齡學生的18%。固此，應付公開考試進入大學一直是所有香港學生的必經階段，因為香港的產業發展畸型，只有金融和地產「兩支獨秀」，固此進入好大學意味取得好的職場入場券，為此，香港學生花盡心機投入考試，而學校為了催谷學生，亦不會自討苦吃，在課程上加上其他的價值教育。這可能是政府最斲喪學生的獨立思考的措施了。
以上幾點，大致上勾畫上學校培養學生奴性的政策。最後，或許有人會問，為甚麼仍然會有壞學生反抗老師。首先，我認為現行的學校制度只能培養學生奴性，而不是紀律，而這種奴性是作家柏楊所言的「狼性的忠」，誰對他有利他就服從誰。正如社會學家海德（D.Held）所言，服從有七種可能原因：
(1)在威嚇情況下的服從；
(2)未經思考的慣性行為；
(3)不置評論的冷漠；
(4)不滿現狀但無其他出路所以默然忍受；
(5)不滿現狀但因長遠利益而妥協；
(6)認為現狀值得支持；
(7)在理想環境底下，所有人平等地以民主協商出來的共識，再共同服從。
啟敢認為，只有(7)才能真正培養出一個有紀律的人。不幸的是，學校的教育的服從只在(1)-(5)徘徊，一些沒有在學校取得成就感的人，自然就不會將老師權威放在眼內。我無意對這群「壞學生」說好話，但是學校所高舉的價值觀也是空洞無力的。
總結而言，培養一個人有紀律，必須讓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能夠抵抗群眾壓力的情操。一群奴才是不會有紀律可言的。一個奴性教育只能出土匪或奴才，不幸的是，我們的學校教育就是這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