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侯寶林的相聲《買佛龕》的人都會記得，那裏面有個老太太，老太太從紙店裏買回個“灶王爺”，回家路上碰見個小夥子，小夥子挺懂禮貌：“大娘出門兒啦？哈……買佛龕啦？”老太太一聽，不樂意了：“年輕人說話沒規矩，這是佛龕！能說買嗎？這得說請！”“大娘，我不懂，您這……多少錢請的？”“咳！就他媽的這麼個破玩意兒，八毛！”
在我看來，如今這個老太太成了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徵：在當代社會中，處於人格分裂狀態的人可謂眾矣，雖然未必都以這樣的形式表現出來。“有病”成了許多人的口頭禪，“是你有病，還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慣用語。在這裏，這位老太太一會兒在“意識”的層面上，“知道”佛龕不能說買，只能說請，一會兒又在“無意識”的層面上，不僅道破了買佛龕的事實，還表現出愛惜錢財的心理狀態。這是意識與無意識的分裂。當然，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據說藝術家聚在一起從來不談藝術，他們談錢；企業家聚在一起從來不談錢，他們談藝術。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種——身份與行為的分裂。
犬儒主義也是一種精神分裂，不過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 ）與“行”（doing ）的分裂。當然，千萬不要把這裏所謂的犬儒主義等同于古希臘的犬儒派，兩者有雲泥之別，不可混為一談。西方傳統的犬儒派是指這樣一些特立獨行之士，他們嘲弄人類的生活習慣，否定人類的精神價值，渴望把自己從道德、宗教和國家權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像嵇康那樣過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因為主張不拘形跡、倜儻不羈，所以他們又像中國的老莊那樣否定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古希臘犬儒派的鼻祖第奧根尼就相信，他雖然沒有皮毛或羽毛保護，但仍然能夠像青蛙一樣“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據說他的死與生吃章魚有關，一個人獨自大快朵頤，雖然有違中國人“有飯大家吃”的處世原則，倒也無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與狗爭食，結果被狗咬死。不知道美國知名報人約翰?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算新聞”是否是從他那裏獲得的靈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與此有關。
這裏所謂的犬儒主義也不同於其他論者所謂的犬儒主義。在其他論者那裏，犬儒主義成了萬惡之源：玩世不恭、寡廉鮮恥、極端利己、不擇手段、醉生夢死、蛇鼠兩端。犬儒主義成了市井無賴、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會渣滓為自己的卑劣行徑予以開脫的理論。它使得人類的羞恥心蕩然無存，使得社會的道德感歸於泯滅。如此強烈的價值判斷，竊以為，倒是可以當作“駡街指南”。看誰不順眼，立即給它貼上“犬儒主義”的標籤，既輕鬆簡便，又一舉兩得：既批判了別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認為當代犬儒主義要“抹平一切質的差異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體上被貶低的價值”，總之是要“顛覆價值、削平差異性”。有人把犬儒主義視為一種“新哲學”，所謂“新哲學”就是這樣一種說辭：“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體上是社會利益、談判協商的事情，或者是製造神話、生產記敍性銘文的事情；訴諸‘事實’、‘證據’或‘合理性’只不過是意識形態的謊言, 以掩蓋對這個或那個被壓迫群體的放逐。”這實際上指是後現代主義的科學觀，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為：“不存在任何客觀的認識論標準，科學在認識論上也沒有何特殊性。”以上兩種看法，實際上都是把犬儒主義等同於相對主義。相對主義只是犬儒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絕不是犬儒主義的全部內容；拈出相對主義一詞，無法概括、把握犬儒主義的基本特質。
有人認為“犬儒主義在現代中國的知識社會論域有許多表現形式”，“比如為當前許多知識份子所讚美的‘技術理性’和‘價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義也是現代犬儒主義論述的一種”。在這裏，犬儒主義成了被極端泛化的名詞，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不過，根據一般的邏輯學常識，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之間存在著直觀的“反比關係”：概念的內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概念的內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一個外延無限大的概念，其內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麼也表達不出來。
如前所述，犬儒主義的本質是“知”與“行”的分裂。當代西方的犬儒主義理論來源於黑格爾，黑格爾認為現代意識是“煩惱的、內在分裂的意識”。這時候，“煩惱意識”處於自身之內，它緣於“知”與“行”之間的裂變：它知道，“原則”屬於亙古不變的彼岸世界，但“原則”又來自流動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陰陽兩隔，勢如水火。“煩惱意識”將自身置於“此岸世界”，但從來沒有忘記它對“彼岸世界”的承諾。“煩惱意識本身是一個自我意識對另一個自我意識的凝視，而它本身就是雙重的。”換言之“煩惱意識”是被撕裂了的主體的意識。在那裏，“知”與“行”的分裂是必然的：“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與“行”無法統一。
在這方面，齊澤克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他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的，他對犬儒主義的考察源於他對意識形態理論的精闢見解。在馬克思的時代，意識形態只是一種虛假意識。馬克思是在“知”的層面上界定意識形態的，他沒有注意到“行”的層面；不過他也沒有必要注意到這個層面，因為在那時，意識形態主要是在“知”的層面上，或者說是在“意識”的層面上發揮作用的。意識形態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識上遭受的蒙蔽，然後萬事大吉。
不過時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層面上，是無法認清意識形態的本性的，更無法理解意識形態運作的機制。我們早已進入後現代主義時代，流行的意識形態不是“虛假意識”，不是某些人津津樂道的“消費主義”，更不是令某些人興奮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過且過的犬儒主義，而犬儒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知”與“行”的分裂，即言行不一：說歸說，做歸做；說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熱諷。它傳統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不同，因為傳統上的陽奉陰違、兩面三刀是有意為之，還停留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為此遭受良知的譴責。犬儒主義則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論上的真理，不再嚴肅地看待任何理論命題。令齊澤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義使人對“意識形態幻象”在構造現實方面發揮的作用視而不見，這時候，“意識形態不是掩飾事物的真實狀態的幻覺，而是構建我們的社會現實的（無意識）幻象。”
在這方面，齊澤克的意識形態理論超越了後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後現代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是千差萬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對權力的創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話語既是權力的載體又是權力的源泉），還有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的功能的理解（意識形態的功能在於，它把個人“詢喚”成了主體）。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文化研究中，這些理論家的著作被廣泛地引用著，比如詹姆斯? 柏林（James Berlin）與邁克爾? 維維翁（Michael Vivion）就認為，眼下熱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實際上只是意識形態批判的一部分，而這種意識形態批判又與話語理論密切相關，因為“無論是創作文本還是闡釋文本，都成了話語分析行為和話語協商行為”。但無論是福柯還是阿爾都塞，都把意識形態設想成不同實踐（包括話語、制度和權力關係）之間的對抗。齊澤克的高明之處在於，在理解意識形態時，他既沒有停留馬克思的“知”的層面上，把意識形態視為虛假意識，也沒有停留在“行”的層面上，把意識形態理解為各種實踐之間的對抗。在他看來，意識形態之所以為意識形態，就在於它拒絕被符號化，拒絕從實在界走向符號界，拒絕被轉換成知識和實踐。在今天，意識形態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覺，也不只是虛妄不實的信仰，更不是規訓我們並把我們置入特定的主體- 地位的霸權文化代碼。意識形態是一套結構現實的幻象。幻象不同於假像，幻象源於人類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欲望，我們無法通過“知曉”，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操縱它。相反，儘管我們極力壓抑它，但我們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儘管在更多的時候我們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但還是這樣做了”，我們明明知道某些行為會傷天害理，還是禁不住去傷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裏，許多人愛看根據小說《紅岩》改編的電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時，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這些人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在“行”或“無意識”的層面上，他們正在滿足自己的虐待欲，拷打江姐的，與其說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徐鵬飛，不如說是那些如醉如癡的觀眾。徐鵬飛在審問江姐時說過的一句話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現在就可以讓人脫光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總是乏味至極，壞蛋卻情趣盎然，原因也在這裏。我年輕時看電影讀小說，好人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倒是那些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壞蛋令人難以忘懷，整天拿個木頭大刀，向東一舉“蘇個給給”，向西一抬“八格雅魯”，原因也在這裏。
這才是意識形態之所以為意識形態的本質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時代使然也。齊澤克蒙恩於彼德? 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書中，彼德? 斯洛特迪基克認為，作為一個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識形態視為“虛假意識”的意識形態觀已經無法滿足後現代世界進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為在後現代世界裏，我們全都成了“憤青”，都有些憤世嫉俗；我們現在接受的，是“被啟蒙了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 ）。我們明知這種意識虛假不實，甚至隱藏著陷阱，卻照單全收，毫不猶豫。以前的意識形態批判都沒有觸及這一點，都忽略了“被啟蒙了的虛假意識”的悖論性存在，以及它所彰顯的現代人所處的尷尬的精神分裂狀態。齊澤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觀點，他改寫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公式。他認為，最能概括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的一句話，而不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長篇大論：“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但他們依然坦然為之。”它一語道破了“虛假意識”的秘密：因為蒙然不知，所以才採取行動，因而採取的行動是不自覺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只是給事物或行動披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它掩蓋階級利益。時代不同了，現在的情形是：“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但他們依然我行我素。”人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是荒謬的，但他們依然會採取這種行動。比如人們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尋一個幻想，但依然樂此不疲。以網戀為例，幾乎人人都知道網戀不過一場沒有結果的夢，但照樣在那裏醉生夢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麼“一場遊戲一場夢”，“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這時候，人們的行為已經“犬儒化”了。對此採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批判都會無功而返。用彼德? 斯洛特迪基克的話說，犬儒主義已經使“意識形態批判”陷入絕境。傳統上設想的意識形態批判已經束手無策，只能作壁上觀了。齊澤克甚至認為，傳統上設想的意識形態批判從來都沒有真正發揮過效力，即使在前現代、現代世界裏，也是如此。證諸中國進行了近１００年的啟蒙運動，可謂此言不虛。中國近百年的啟蒙運動，實際上就是一場意識形態批判運動。但它永遠停留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以“揭出病苦, 引起療救者的注意”為隱喻，以“揭穿假像，昭示真理”為使命。在這下面掩藏的理論假設是：鼓不敲不響，理不辯不明。只要把話說透，只要把理辯明，然後登高一呼，自然應者雲集，從此人們便走上了幸福的康莊大道，奔向光輝、燦爛的美好明天。在這方面，中國啟蒙主義者無異于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絲不掛！於是真理在握，問題解決。其實，近１００年了，我們一直都在原地踏步。過去如此，於今尤甚，中國啟蒙主義者的尷尬也將會日甚一日，因為這個後現代世界裏，意識形態不再在“知”的層面上，而是在“行”的層面上發揮作用。“知”與“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義的源泉，也是犬儒主義的表徵，而犬儒主義則是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徵。
今天支配我們行為的，與其說是“知”，不如說是“欲”。不過這裏所謂“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餓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擺官架、耍威風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壓抑，又永遠不可能滿足的“欲求”（desire）。有時候，我們明“知”某個事物或某個行動不是正當的，但我們依然不自知地渴望獲得這樣的事物或採取這樣的行動。對於嗜煙者來說，儘管他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他依然樂此不疲，我們通常用習慣、積習、惡習之類的術語來解釋這種現象，顯然過於膚淺，因為它沒有回答下列問題：為什麼他會養成甚至需要這樣的習慣？我們沒有意識到，對於嗜煙者來說，吸煙是生命的支撐，或用拉康的話說，吸煙已經成為吸煙者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生命之本，在於欲望。有些人對於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實內心深入對於貪污受賄充滿了強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貪官污吏，只是因為那貪官污吏恰恰是別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變規則。難怪見秦始皇南巡，劉邦要“大丈夫生當如此”，項羽要“彼可取而代之”。雖然是換了人間，所遵循的邏輯沒有改變。
再以西方為例。１９８６年，奧地利進行總統大選。當年的候選人之一是曾任聯合國第四任秘書長的庫爾特? 瓦爾德海姆（K. Waldheim,１９１８～）。競選期間，一個國際委員會向奧地利政府報告說，瓦爾德海姆１９３９年曾經應徵入伍，不過入的卻是德國的“伍”，自願加入希特勒組織的“褐衫軍”，並參與了非法處決受難者的行動（當過劊子手）。換句話說，此公犯有前科，不可重用。此言一出，許多啟蒙主義者紛紛預言瓦氏的政治生涯即將終結，因為“皇帝新衣”的秘密被揭穿了，瓦氏的罪惡歷史已經昭然若揭。令啟蒙主義者大惑不解的是，瓦氏還是于當年順利當選。何以如此？為什麼揭穿“皇帝的新衣”無濟於事？道理很簡單，在當代社會，至關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欲望”。奧地利民眾的排猶情結並沒有隨著希特勒的滅亡而根除，雖然受到了“意識”壓抑，甚至壓抑到了自己都不敢承認的地步，但一有機會它就會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在這裏，是以投票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奧地利民眾明明“知道”也“承認”瓦爾德海姆不是什麼“好鳥”，卻依然按捺不住內心積蓄已久的排猶主義情緒，在內心深處的“欲望”的驅使下，以實際行動肯定了瓦爾德海姆的行徑。
欲望有時已經內化為“偶像”，立足於“知”的層面破除“偶像”的企圖，早已宣告失敗。記得幾年前，有好事者名叫馬中欣，寫了一本書名叫《三毛真相：一位女作家沉隱三十年的虛幻》，揭穿了三毛的“畫皮”。三毛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曾經傾倒過無數的讀者，但在三毛死後，有人懷疑三毛那近乎寫實的浪漫故事，甚至懷疑三毛那位叫荷西的大鬍子丈夫是否真的存在。馬中欣以一個旅行家、探險家的求真與執著精神，讓我們從側面瞭解三毛的人生真相。有人不能接受甚至為此惱羞成怒，責備“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因為此舉破壞了他們心目中的偶像。這不是犬儒主義。有人接受了這個事實，但依然對三毛情有獨鐘，這才是犬儒主義。面對此情此景，啟蒙主義只會灰心喪氣，充其量也是開始新一輪的大戰風車。
李敖在《鳳凰衛視》的“李敖有話說”中說過（２００４年８月５日播出），１９１２年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因為陶成章“破壞革命”，蔣介石一氣之下將陶成章殺害（史書先是說“公怒殺之”，為了掩蓋罪行，改為“公怒之”），孫中山為此一再表示要緝拿兇犯。事後證明，指使蔣介石殺人的，正是孫中山。孫中山之所以指使蔣介石謀殺陶成章，是因為陶成章指責孫中山貪污。對於李敖這席話，許多人也不能接受，因為它破壞了我們心目中偉大的領袖形象。這與其說我們“不敢”坦率面對真相，不如是說我們“不願”坦率面對真相。我們發現，只有掩飾真相，才能撫平我們內心深處的創傷，使自己免於傷害。這不是犬儒主義。即使接受了真相，我們也會說，孫中山也是為了革命大業，迫不得已而為之，此舉絲毫無損英雄的光輝，“蒼蠅終究是蒼蠅，有缺點的戰士終究還是戰士”。這也不是犬儒主義。在這種情形下，犬儒主義是指樣一種情形：我們在“知”的層面上認可了這個事實，也知道領袖的這種做法頗為不當，但我們照樣對領袖情有獨鐘，因為這樣的領袖形象才符合我們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幻象。
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意識形態亮出自己的底牌，盡情展示自己發揮作用的機制，它也會照樣大行其道，勢不可擋。也就是說，在今天這樣一個犬儒主義時代，你可以揭穿意識形態的“鬼花樣”，甚至可以揭穿意識形態批判的“鬼花樣”，這絲毫無法阻擋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批判發揮作用。而在傳統的、前犬儒時代，意識形態要想正常運作，就必須使它要蒙蔽的物件處於“不知”的狀態。恩格斯甚至認為，即使要蒙蔽別人的人，照樣也會處於被蒙蔽的狀態。他在給梅林的一封信中說過：“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有意識地，但是以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
的確令人絕望。但還有比這更令人絕望的。即使在“知”的層面上，在這個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裏，情形也變得越來越複雜了。這是一個謊言和實話難解難分的時代，謊言發揮了實話的作用，實話具有了謊言的功能。這令我想起了那個令人深思的笑話：一個已婚男子與他的秘書正進行著火熱的婚外情。一天下午，他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纏綿了一個下午，一直睡到晚上八點才醒。他們趕快整裝，奇怪的是這位男子要秘書把他的鞋子拿到外面的草叢中蹭一蹭。男子回家後，太太生氣地問他哪去了？男子倒是“君子坦蕩蕩”：“我還是痛痛快快地招了吧，我跟秘書有一手，今天去她那裏一直纏綿到現在。”太太瞧瞧他，又看了看他的鞋子：“撒謊！你又去打高爾夫球了！”這既是“假作真時真亦假”（以假充真）的時代，也是“真作假時假亦真”（以真充假）的年代，真假難辨，勢之使之然。
奈何？奈何？真可謂：無可奈何花落去，怎堪再聞奈何歌？
引自中國報道周刊3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