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12年1月15日
上個星期天，香港上演了一齣老套到大家看了打呵欠的舊戲和一套前衛到大家仍看不懂的新戲。
兩套戲同一天上映，可能既是巧合也是天意，為我們預告了龍年香港政治的變局。
厭悶的泛民大戰激進派
第一套戲叫泛民初選大戰激進派。多個民調反覆顯示泛民兩個特首參選人總支持率不過10%，被豬狼遠遠拋離。連泛民初選做的只包括兩名泛民參選人的民調，也顯示兩者皆不支持或棄權者，高達六成之多。泛民參選人一句「他們一定不能當選，所以民調是被扭曲的」，便打發民意。但如果這能說得通，那麼只要香港和中國一日未全面民主化，我們都能以這種民意扭曲論，解釋所有自己不喜歡的民調結果。
泛民勞師動眾、自我感覺良好搞「假如我是真的」選特首，固然滑稽。但激進派衝擊初選，最後也傷了自己、幫了對手。激進派上次參選區議會，狙擊反公投支持政改的泛民，已經證實了只會刺激對方支持者更踴躍投票，搞出一個「鷸蚌相爭，肥蚌得利」的奇局，我之前已有論及。這次他們不信邪，還將行動升級至滋擾初選票站，結果沒有影響投票熱度，反而惹人生厭，導致民意反彈。
激進派對泛民死纏爛打，令我聯想起一種電視肥皂劇公式：奸仔偽裝乖仔娶得富家女，企圖謀財害命搶奪身家，被家中一個熱血衝動的叛逆少年識破。但少年拚命揭發，也動搖不了姨媽姑姐對奸仔的信任。少年愈孤立，便愈偏激；愈偏激，便愈無人信，最後還可能在大結局奸仔陰謀真相大白前，已經遭遇不測。
紙包不住火的新本土意識
我不知道這齣老套戲還可以演多久，確定的是，不少觀眾看膩了，開始離場。就在泛民初選同一天，香港上映了一套近萬人包圍D&G的新戲，受關注的程度，肯定勝過初選。據說當日不少原本在惡搞初選者，中間也溜到了廣東道棄舊迎新，甚具指標意義。但問題是這套新戲前衛過進念實驗劇場，大家仍看得一頭霧水。
有人說包圍D&G的本質是反抗大企業壟斷公共空間。若簡單如此，包圍行動為何比早前反對地產商佔用時代廣場公共空間等類似行動多千百倍人響應？這次佔領行動，肯定不止公共空間那麼簡單，而是港人厭惡自由行陸客借題發揮的一次大爆發。這種對自由行的厭惡，又與港人近年對雙非孕婦佔床位、內地炒家搶奶粉等新生事物的憤怨或焦慮，糾結在一起。
這種怨憤與焦慮是普遍的，而且大家都十分清楚，問題的源頭，是CEPA後中港加速整合下陸客人流的暴升。但香港的民主派政客，不論溫和或激動，以及各路進步評論人，往往因為害怕講出真相製造針對內地人的族群歧視，不斷有意無意取消問題，顧左右而言他，說問題癥結其實是港府規劃不周啦、地產霸權啦、階級分化啦，等等。
進步社群因為害怕政治不正確而迴避這個議題，卻令大家在已經紙包不住火的新香港本土意識面前集體失語，將話語權拱手讓予建制派。進步社群對最近社會出現針對陸客的仇恨語言如「蝗蟲」、「鄉音未改」等大舉批判，是及時和必要的。但批判了這些仇恨語言，不等於回應了新本土意識。這個意識，不論是以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語言出現，還是會繼續壯大的。
本土意識 可左可右
去年陳雲教授推出《香港城邦論》，乃是本地批判知識分子圈首個正眼看香港新本土意識的難得嘗試。《城邦論》一直受到不少左翼青年口誅筆伐。最近我因為要補追《天與地》，放下了讀不到一半的《城邦論》，所以無法認真介入爭論。但觀乎各種左翼批判，不少都牽涉一種簡單的「捍衛本土=保守排外=右翼民粹=希特勒」之等同邏輯。在此邏輯下，大家以為批倒了希特勒便等於駁贏了陳雲，並企圖從反對右翼民粹主義的抽象哲理層次，全面否定陳老的具體自治主張。
但問題是，即使我閱讀了柏拉圖、傅柯、孔孟和牟宗三，經過一輪哲學思辨，得出了世界大同好得很和人性本善良的結論後，我家晚上還鎖不鎖門？我鎖了門，是否等於我將街上所有行人歧視為賊？是否等於我是一個內向害羞、與世隔絕、怪到無朋友的宅男呢？
本土主義其實沒有必然的左和右。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David Harvey早就說過，資本的積累和流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皆須有特定空間結構。在19世紀，資本累積的主要舞台，乃是殖民帝國，在1950到1970年代，則是民族國家。在1980年代後的新自由主義之下，各地權貴合謀打破一切既有疆界，營造一個「平坦的世界」供資本全球任意流竄。Harvey認為，現階段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很多時候體現為針對各種跨境整合的「勇武的地方主義」（militant localism），就像20世紀初的反資本主義鬥爭，都不可避免與反殖民族主義運動掛勾。勇武的地方主義可以左也可以右。例如在歐洲反對一體化，並非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專利。不少左派力量，也激烈反一體化。他們的分別，在於他們在反整合的同時提出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願景。
國際名牌殖民廣東道，服務喜歡來沒有銷售稅的香港花費各種正財與黑錢的中國新富階級，便是在新自由主義之下資本與消費者打破疆界自由流動的體現。如跨國財團和外來消費者入鄉沒有隨俗，肆意擾亂本地原有生活方式，本地人起而和平抗爭，絕對是有理、有利、有節之舉。
大國雄起下的新陸客
至於在抗爭中有人將針對財大氣粗陸客的怨憤普遍化成對所有內地人的歧視，則是較為複雜的問題。毫無疑問，從英治時期開始，所謂的香港人身分認同，一直都含有「我們其實是西人」的高等華人情結，看不起所有內地人。但這種認同，也包含了擁抱程序公義、廉政自由、有禮互助和勤奮陽光的民間價值。港人對新移民和遊客產生牴觸情緒，可能源自前者的自戀心態，也可能源自對後者被破壞的憂慮，也可能兩者皆有。
以往南來香港的內地人，多是逃避內地貧窮、專制與貪腐的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他們不單沒有對香港的核心價值構成威脅，更不斷為這個價值的成長、創新提供新養分。但自大國雄起以來，南來香港的，多了一批從一個貪腐不公的黨國資本主義體制分享到或大或小利益的大款。他們不少更在「愛國教育」下，被植入了一種「鴉片戰爭以來全世界都欠了老子」的討債心態。他們不會尊重香港的核心價值，反而會鄙視它為西方奴化教育的產物，不符中國國情。他們不少還會理所當然將不守規則、講關係、走後門的黨國資本主義文化帶過來。他們那套文化，甚至已被一些學者美化為「中國模式」、「網絡資本主義」之類的概念，被吹捧成優於西式資本主義的體制。他們不像蝗蟲，而更像16世紀帶作為上帝選民優越感跑到美洲大陸跟異教徒土著做生意的歐洲商人。
重奪移民遊客審批權
在現時的現實環境之下，香港當然不可能忽然從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之中抽身，拒絕整合。但這也不代表我們一定要默然接受由國際資本、內地資本、與各地大款湧進香港對本地風俗民生造成的滋擾破壞。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城邦，一直對外來資本與人流作很大程度的開放。但其政府在開放之餘，也致力將國際化的經濟部門與本土社會作適當區隔。例如龐大的公營房屋系統，保障了小國民生計不用受國際化的豪宅市場影響。又例如外地人享用的醫療服務，基本與本國人使用的醫療系統分流。
反觀香港，如果我們不喜歡掃貨自由行帶來的煩擾、討厭內地熱錢炒高樓價、害怕醫院太擁擠、學校沒學位，我們何不在天水圍發展專為陸客服務的購物、醫療、教育和房地產投資特區？這樣一可增加天水圍就業機會、二可讓香港民生不用再受中港整合滋擾。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港方要完全控制遊客、移民的審批。有了審批權，我們才可在長遠規劃之後，按各種設施配合的現實狀，控制移民和遊客進來的量和速，而不是像現在般在前線決堤後，才慌忙應對。
當然，有關問題，最後仍要留給有關專家從長計議。肯定的是，這兩年有關爭取普選策略的爭論，將會在2012年的選舉中退居二線，讓位予現在剛開始的本土爭奪戰。建制派舞弄本土大旗已有一段時間，他們並不羞於通過發動反港人子女居港權和反菲傭居港權運動，將本土意識引向族群仇恨的惡毒方向。這一招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已經顯示出巨大威力。如果民主派在今年立會選舉時，也無法提出清晰有力的進步本土論述，只是一味重複叫喊「成功爭取政改方案通過」或是「政改出賣港人」，那麼我們離建制派一統天下，應該不會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