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靈】
一場媒體實驗
180台DV，180雙小眼晴。拍出來的，是怎樣的世界？
《180台DV的故事》是一齣公益紀錄片，由張藝謀執導，內地學者卜衛作顧問。電影的賣點，不在製作團隊，而是電影的拍攝方式——整部片子，有九成的鏡頭素材，取自一群小孩子拍攝的影像。
這場媒體實驗，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策劃，本意在以小孩的視角進行公益調查，同時透過電影製作，從另一種角度切入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項目地點在四川省蒼溪縣，為西部偏遠的地區。每一個參與的兒童，經過基本拍攝技巧的訓練後，會被分發一部DV，分兩階段按自己喜好拍攝。
這場實驗，沒有刻意尋求一致的畫面，卻巧合地組構一個不平行的時空。
留守的距離
計劃的第一階段，孩子們被邀在學校嘗試互相拍攝。
「你和誰一起住啊？」「爺爺、奶奶。」
製作人處理第一階段的素材時，這一問一題，老是常出現。老少一簷下，還有在外的流動打工者，三組人的命運，兩句話就串連起來。
計劃的第二階段，孩子們被邀請拍攝自己家的生活。
有一個孩子，希望拍村的全景，只落得一個沒有村民的空鏡。有一個孩子，鏡頭成為他自娛的玩具。爸媽不在，自己起床打掃釣魚，玩自製秋千，就一整天。這樣的日子，日復日流轉。還有一個孩子，追著小狗一直拍，鏡頭後溜出這番話：「小狗你真孤獨，一個同伴也沒有…你又要走了，再玩一會兒吧。」
拍攝後期，是春節前後的時份。漂泊的人，終於回家。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原來每年都在這片土地發生。每一列歸途列車，車廂內人和行李的夾縫，縫補留守城鄉世上最遙遠的距離。筆者最深刻的一幕，是手執DV的兒子與母親的一段對話。
「家裡還是城裡好？」
「家。家裡好。」
「我長大也要去城裡嗎？」
「想你有更好的未來，你喜歡幹嘛就幹嘛，這個要看你自己。」
大概往城市打工的父母，都抱著這點點卑微的願望。城鄉差距，是對中國整體社會發展的描述，也是一種真實無比的分離。發展巨輪一直滾動，濺過的不單是工廠工人的手指頭，血肉軌跡的生產線底下，是子女與父母的分隔線（電影當然沒有出現血肉橫飛的場面，但相信總有朋友略有所聞這類血汗工廠的新聞報導）。一年甚至兩年才得見一次，漂泊者都深信，分隔的代價總有回報。雖然在家千日好，但為了更美好的未來——不屬於自身而屬於孩子的未來。然而，這份對未來的想像，在被資本嚴重剝削、工人權利保護不足的社會處境，能否如願兌現？
媒體的社會力量
留守兒童及相關議題以外，電影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媒體在社會發展的力量。
以小孩子為拍攝主體的紀錄片並不罕見。近期香港紀錄片《子非魚》是一例子，當中亦穿插數個由孩子拍攝的鏡頭。但《180台》與之不同，在於所紀錄的是一整個媒體教育(media education)項目，DV機本身是為學生充權(empowerment)的工具。
專業團體先培訓教師，再由受訓教師將拍攝的基本功傳授，小孩子的拍攝也不全是無的放矢，要把拍攝的重點放在家裡的生活。透過六個月不間斷的嘗試，孩子掌握拍攝技藝的同時，也是一種與自我產生情感對話的過程。片末提及，項目實施後，學生們比以前更加熱愛學校，樂與人交流，並善於觀察和思考身邊的事物，改變了農村兒童的精神風貌。
除卻孩子拍攝，電影尾段的放映環節，也展現媒體在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不論是公開放映會的大眾，或是在家看獨立放映的孩子們，甚至是觀影的我們，全是透過網絡媒體，才得以看見本被隱沒的一面。傳播學者邱林川提出，在手機與互聯網普及的網絡時代，社會福利要預設信息傳播與交流，是新型網絡社會條件下的一項基本人權。這種人權，不單是保障中下階層群體的信息需求(information needs)，更是讓他們表達和被聽見的一種權利。
媒體在香港教育的位置，總在邊緣遊走。《180台》不單可以成為通識科的教材，更可直接引起我們對媒體教育的想像。若然在香港，辦一次如此的媒體教育項目，又會再現(represent)怎樣的畫面呢？
延伸閱讀：
• 邱林川（2013），《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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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180台DV的故事》
時間：40分鐘
總導演：張藝謀
製作顧問：卜衛
發行年份：2014年
電影連結：http://www.unicef.cn/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9&id=6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