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新可能」：獨媒十週年活動裡的講座題目。講座請來台灣及香港兩名出色的獨立記者朱淑娟和陳曉蕾，跟大家分享兩地獨立記者生涯路。還有獨媒代表麥馬高，談談這片孕育初生獨立記者的土壤的甜酸苦辣。執筆期間，獨媒特約記者恆仔又出了一篇公民記者心路歷程篇，想想，獨立記者也好，公民記者也好，在華人地區還是初生階段，跌跌碰碰地走著走著。
朱淑娟曾是台灣《聯合報》資深記者，陳曉蕾則替香港明報集團的《明周》筆耕多年。更有趣的是，我也先後在《聯合報》和明報集團工作，今天，大家都離開了主流媒體，同一個小廳裡，為新媒體、獨立記者謀出路。
圖：朱淑娟
記者這一行，本來不就是獨立思想和運作的嗎？很多人以為理所當然的事，原來，裡頭有很多小魔怪作祟。在台灣，國民黨執政時期，好一些環境議題不能被排上版面，或是排上了也被拉下來，於是，2009年，朱淑娟決定離開《聯合報》這個待了十多年的媒體，走自己的採訪路。原來，一些長長感動的故事，在媒體版面的局限下，也只能濃縮失去原味，於是，陳曉蕾決定出走主流媒體，自己到外面亂闖。兩位出色的獨立記者，今天成功在台港兩地創出自己的天空，但絕不代表獨立記者這條路很好走。尤其在香港。
圖：陳曉蕾
首先，在台灣，獨立記者在採訪政府部門時，不管大小部會的會議和記者會，他們都擁有與主流媒體近乎相同的接近資訊權。但在香港，政府新聞處往往因為一句「你不是印刷媒體！」便將你拒於門外。當然，香港記協沒有統一地將獨立記者及網媒的公民記者當作專業記者看待，沒有向他們發出「記者證」，原因很複雜。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記者其收入來源不是一半或以上來自媒體。有人指這是「專業傲慢」，也有人以為這是「專業」記者對獨立和公民記者的「恐懼」。但不管如何，獨立記者和公民記者之所以存在的，不應是一紙證件作憑證，而是一份獨立和專業的報導水平。會後閑聊，淑娟講了一個記者「存在」的經驗。她說，在台灣，「很多人不管你是不是屬於某一個新聞機構，只要你正在做著記者的工作，你就是記者。正如一個經常寫作的人，當然可以自稱作家。」是的，我們不是沒有遇過，一些掛著記者頭銜的人，拿著記者證，卻不是做著記者的工作。他們有些更像公關，或老闆的手臂延伸，腦袋，還在老闆哪裡。
當然，記者在這一行待不久，跑去當公關，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離開，也許不是厭了這工作，而是想到獨立走下去，何其困難。起碼，都要維持到基本的經濟生活吧！這是陳曉蕾心裡的結，看到一個一個出色的記者，在原來的媒體待不下去，跑去做公關或其他行業……
獨立記者要成為一個行業，除了人們的價值觀須改變之外，如果記者的專業能力沒能提高，也是困難。獨媒的經驗也許值得參考和檢討。一些人在質疑，獨媒到底在搞媒體還是在搞社運，是的，不僅讀者會混淆，獨媒內部的記者也會。稍早前特約記者「恆仔」的困惑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不諱言，願意無償到獨媒當特約記者的，大都對某些社會議題有興趣，甚至已經存有基本立場。於是，當他們採訪這些議題時，尤其剛進門，難免帶著個人視角，採訪報導完，又是一場天人交 戰的掙扎。在某些社運議題裡，譬如佔中，記者和媒體要如何面對和報導運動中出現的負面問題？然而，這部分不是不能磨練的，起碼磨到一個以報導事實為據，並寫出相對立體採訪內容的基本功。
另一方面，這些原本不是專職的記者，帶著改革社會的理想進入獨媒，對推動某項議題抱持很大期望。然而，以筆墨去推動社會變革，始終是緩慢的。這些朋友眼看媒體的效果不顯注，往往干脆參與社運，直接推動改革，像環保、土地、動保等議題，均出現這種情況。磨練獨立判斷的報導能力，需要時間，社會運動的成效更是，但這些記者在近乎沒有經濟支援的情況下，如何能熬得下來……。
這些年來，獨媒面對初生公民記者的流失問題非常嚴重。要如何留人？除了一個相對獨立報導的空間之外，還有什麼可以給他們的？
講座間，曉蕾提了一個獨立記者生存的嘗試，如果，一些對某個議題感興趣的記者在該議題上深化，像《明報》前記者姜素婷長期跟蹤醫療新聞，另一些記者則在教育或環保新聞上努力，先是構建各自平台，再將這些平台扣連一起，「像看醫療的，找姜素婷，看持續發展的找我，這不是很好嗎？」
獨立記者、公民記者或是獨立媒體的路，要怎麼走下去，誰也沒有答案。但一場運動，洗練出不少思緒和心得，除了恆仔的反思之外，起碼，我們還知道，記者證不是頭盔，只有你真正做著記者做的事，那張記者證，才真叫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