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美國「自由軟件運動」的創辦人、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之父，認為創意與知識應該被共用。
《版權條例》最近掀起各界關注，網民憂心會威脅網絡自由，創作自由；版權持有人則認為須為自己的「知識產權」作保障，確保其商業利益。雙方爭持，並把爭議帶上議會，拉布鐘聲不斷，卻為社會重新帶來一個討論空間。這是網民為自己權益開啟的一條道路，讓我們更了解政策的制訂，除了政府，還有市民。
在議員及網民們努力爭取討論空間的同時，讓我們了解一下甚麼是「版權」、甚麼是「知識產權」，也讓我們重新確立網民應有的權利，亦是國際互聯網建立的初衷——「自由」、「開放」、「共用」，提倡「資源共享」。究竟有甚麼原因，足以使我們把網絡建立的初衷，拱手相讓？
「互聯網精神」——資源共享
假如你上網搜尋「互聯網精神」，可能彈出的關鍵字有「自由」、「分享」、「平等」、「分權」、「共用」、「民主」、「多元化」。國際互聯網的建立，最初是為了提倡「資源共享」。其便利性，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限制，為追求自由、開放和共用價值的人，提供了真實且全球化的平台。
沒有「自由」、沒有「開放」、沒有「共用」的互聯網，就等於說「互聯網已死」。假如我們不再堅守「互聯網精神」——在新經濟模式下，創新、新經濟、創意產業亦根本無從談起。
「知識產權」——「智慧活動成果」的壟斷
我們一直談論的「版權（著作權，Copyright）」，是「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的其中一種。「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是從事「智力創造性活動」取得成果後，依法享有的權利。通常分為兩部分——「工業產權 」和「版權 」。
《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1967年在斯德哥爾摩簽訂，規定「知識產權」包括對下列各項知識財產的權利：
一、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
二、表演藝術家的表演及唱片和廣播節目
三、人類一切活動領域的發明
四、科學發現
五、工業品外觀設計
六、商標、服務標記以及商業名稱和標誌
七、制止不正當競爭以及
八、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內，由於智力活動而產生的一切其他權利
簡言之，知識產權涉及人類一切智力創造的成果。
「知識產權」事實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產權」（財產所有權，必定附帶約束條件的「擁有」），它更像是一種壟斷權——在一段時間內，對於「智慧活動成果」的壟斷。「知識產權持有者」的利益，可以通過對使用者收取費用，或在一段時間內禁止他人抄襲、競爭來獲得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過度擴張——不再旨在保護公眾利益
但近年來很多人開始相信，隨著「知識產權保護」（通過司法和行政執法來保護「知識產權」的行為）的過度擴張，「知識產權」這個概念創立之初的宗旨已經改變——「知識產權」的目的已經從保護公眾利益，變為保護知識創造者的利益。
圖：比爾·蓋茨Bill Gates，「微軟公司（Microsoft） 」創辦人，主張將軟體產業化。
Bill Gates：創作難道不值得擁有「物質獎勵」嗎？
「知識產權」是否已觸犯公眾利益？這個爭議早在國際間熱烈開展，當中代表「版權保護」與「開放版權」的兩大代表——同是IT出身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Microsoft 創辦人）與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
蓋茨青年時，即1970早期，當時電腦界受到「黑客文化」影響，黑客認為創意與知識應該被共用。蓋茨寫了一封震驚了電腦界的《致愛好者的公開信》，宣稱電腦軟體將會是一個「巨大的商業市場」，電腦愛好者不應該在「不獲得原作者同意的情況下隨意複製電腦程式」。蓋茨畢業後便成立「微軟公司」，逐漸將軟體產業化。
斯托曼：「創作」只有在可自由使用時，才對社會有益
另一個代表，正是一位黑客先驅，也是美國「自由軟件運動」的創辦人、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他最痛恨的是「知識版權」這字眼，認為那是一種「欺騙」——掩蓋了「版權」、「專利」、「法律」等，阻擋了人自由分享的手段。而這「手段」，就是「聰明而貪婪的商人」比爾·蓋茨成就的基礎。
1985年，斯托曼也發表了一個宣言——《GNU宣言》。蓋茨當年在《致愛好者的公開信》曾反問：「難道電腦程序員們的創造就不值得甚麼物質獎勵嗎？」，斯托曼直接回應：「創造本身的確是一種有益於社會的活動，但前提是，這個社會可以自由地使用那些創造出來的東西。」
言論自由：公民絕無僅有，監察政權的工具
各持份者必然會為自己的理念與權益護航，作為社會公民，我們都明白有為自己發聲的需要。在言論自由日漸收窄的香港——新聞自由被打壓收偏、政治監控日漸浮面、網絡監察逐漸走進議會。互聯網這片僅有自由的領域，網民的恐懼並不是毫無根據——言論自由是公民絕無僅有，對政權的監察的有力工具。
政府當局，面對浩大民意、社會分岐——不論《條例》本身是否通過，是否該再次聆聽市民的恐懼與需要？在貧富懸殊，大資本家橫行的香港，是否值得為通過一條明顯傾向保護大資本企業的《版權條例》，而再深化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版權業界，在互聯網為核心的一種新經濟模式下，是否該反思「版權」的概念如何可發揮「互聯網精神」，並把「版權用戶」——即一眾市民（及客戶）的需要好好考慮？
最後，互聯網精神——「自由與分享」，究竟有甚麼原因，足以使我們把網絡建立的初衷，拱手相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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