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以驚人的方式重演。
假如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和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標誌著廿世紀中國學生運動的開端和終結（1），則伴隨著這兩個大時代而來的，分別是兩次主要的文化啟蒙運動。面對著西方社會和文化的挑戰，中國人面對著巨大的身分文化危機，前路可以如何走下去，是自近代以來困擾好幾代人，一直揮之不去的歷史問號。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除了源於當時深重的內憂外患，亦面對一個更宏大的世界歷史背景——廿世紀初，資本主義正走到十字路口，西方現代化的憧憬彷佛在一次大戰中瓦解，隨之而來則是蘇俄十月革命的衝擊（2）。在「全盤西化」的探索過程中，除了走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道路，尚出現了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十月革命炮聲一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是毛澤東對時局的生動描寫。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則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實驗失敗，中國重新回到與西方資本主義接軌的路上。1980年代知識界百花齊放，對各種西方思潮的嚮往和吸收，「全盤西化」的爭論又再出現（例如1988年的《河殤》），其熱烈程度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不遑多讓。八九民運除了是對貪腐政權的反抗，更是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前路探索的結果。
醒覺後沉重的抉擇
當然，歷史現實總是未能盡如人意。
除了換來空前殘暴的血腥鎮壓，中國更在三十年前與東歐分道揚鑣——前者繼續維持著封閉專制的政權，後者則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西方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道路。不過更加弔詭的是：儘管眾多內部社會矛盾依舊深重，中國反而能藉高壓統治令經濟起飛，並建立特有的權貴資本主義模式。三十年過去了仍未瓦解。李光耀當年大力宣揚的「亞洲價值論」，在1997金融風暴後已不常聽見，但在中國卻全面如實應驗。內地知識分子經歷了啟蒙的洗禮，最終卻面對政治夢想的破滅，「下海從商」成了一代人的宿命。
魯迅在1923年曾發表《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對象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娜拉是易卜生劇作《玩偶之家》的主角，代表著新時代女性對封建家庭的反抗。但魯迅在文化啟蒙的探索路上，總是抱著強烈的懷疑主義精神，當大家都一面倒稱頌娜拉的勇敢，他卻偏要和大家唱反調。婦女在離家出走後又如何？他給了一個相當悲觀的答案：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同樣的問題，其實亦可套諸不同年代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強權壓迫下的醒覺，卻不意味就能找到出路，在高漲的革命熱情過去後，每天的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不醒覺的話可以仍舊當順民，甚至在物質生活上有所增進，或起碼不會被打成社會上的異類。但一旦醒覺就要面對自己的命運，面對自己對歷史前路的抉擇——而這往往亦是最沉重的抉擇。
已放棄向政權說不
同樣的問題，亦可套諸雨傘運動後的香港。在五年前，一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人生中早最重要的啟蒙；五年過去了，專制政權卻早已變得更加穩固，一切反抗聲音均被鎮壓於萌芽。在我任教的大學導修課上，同學總是喜歡按照（較舊版本的）教科書，大談香港「行政主導」模式的缺陷；我則總是想告訴他們：當下的「行政專權」運作其實相當有效，就連反對派也幾乎全被「河蟹」。
我同時也想告訴同學們，特區政府的威權只建基於唯一的因素：那並非中央政府在背後的支撐，而是普羅香港市民的默許，人皆主動放棄了向政權說不的權利。學生們當然不會來我這一套，面對著香港前路的迷茫和不安，絕大部分人不會覺得有自身的責任。當下對他們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自己的飯碗而已。
我同時也想告訴同學們，雨傘運動爭取民主政制，那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普選卻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香港人迷信普選只是葉公好龍。和中國內地的情況一樣，而且只會愈來愈相似的是：香港同樣在實行權貴資本主義，而且特權階級的剝削只會愈趨赤裸，財富集中的速度只會繼續加劇，這並非民主普選就能對應的問題。沒有經濟民主的政治民主百病叢生，只要放眼東西方任何國家都會知道。學生們當然不會來我這一套，政治議題他們是敢怒不敢言；但社會經濟議題嘛？那就當然更加事不關己了。
選擇裝作長睡不醒
事實上，這亦正是百年來文化啟蒙的寫照：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當新的出路仍找不到，人們便會重新盪向鐘擺的另一端，更加勇於擁抱眼前的現狀，甚至比之前變得更加保守。「我打不贏你，我就要變成你的一部分。」「我會繼續堅持理想，不過先等我賺夠錢之後。」在急功近利的香港文化，「走精面、搵快錢」的信仰下，在犬儒棈神普遍瀰漫的今天，這種趨勢只會更形突顯。
但結果呢？是否退卻到各自的私人領域，大家就能獨善其身？專制政權正急劇腐化下去，大家就可以視而不見？官方宣傳口徑每天都叫你做順民，是否做了順民便會一定會有回報？說穿了，但願好夢可以繼續做下去，或起碼可以裝作長睡不醒，當然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鴕鳥心態。
但在可見的未來，仍然看不到有任何希望之際，選擇裝睡畢竟會較選擇醒覺的人多得多，這大概就是平常人無可奈何的事實。但手執更多社會資源的知識分子，最終又是怎樣面對自己的良知，也就只能看各人各自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