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要母語教學，中大要英語教學。中學要母語教學吵翻天，中大要英語教學也吵翻天。並不是港人愛吵吵鬧鬧，而是主事者未進入問題便大刺刺「便給決策」 ( decision byexpediency )，不顧港人面對的是很根本的問題，涉及中國百年的老大難問題。港人混亂和焦慮是正常，不混亂和不焦慮才是不正常。
教學語言影響深遠
教學語言問題，絕不單是教學語言問題而已，而是直達「教育是什麼/ 什麼是教育？大學是什麼/ 什麼是大學？知識是什麼/ 什麼是知識？香港怎樣在現代世界和中國定位、競爭力何來？子弟將來職業、生計和前途怎麼辦？」等等一連串課題。
受影響者面對真正問題，影響深遠，但主事者談的都是建制的行政和管理，整個系統程序和機制，但社會大眾和意見領袖的輿論，都找不到主事者的宏觀理念，不能從他們那裡看理念和願景，提升興趣和信念。
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新生事物，橫跨中西百年計的不同現實，「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不但是中國千年歷史的創舉，也是港人百年第一次。治港班子內內外外一切行使公權力、半公權力和類公權力者，以至私人企業的管理層主事者，都要面對問題的「七重天」──二重「建制天」和五重「天外天」。
二重「建制天」 包括內建制(師承/ 上司、政經單位/ 公私法人、部門)和外建制(政經單位/ 公私法人所了解的事件、政策、行業、產業、市場、社會民情 輿論)。
五重「天外天」包括： (1 )社會(階層結構、跨階層、跨部門；跨政經、各方利益) ； (2 ) 全球現代的普遍性的價值和標準 (人權、政經和環保等等「新現實」) ； (3 )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恩仇及現代化歷程(香港的來歷及發展過程、在中西文化中的位置及意義、運作方式，和中國內地、世界和英國的關係) ； (4 ) 後現代的特性 (資訊科技的大眾及小眾媒介、「文字文明」和「前文字文明」的反覆及重新組合) ； (5 )人和社會的終極存在考慮(物質與非物質、意識與非意識；天/ 上帝/ 神/ 大自然/ 客觀規律/ 本體性/ 群體文化身份認 同)。
現代大學由中世紀的「俗世大學」 ( universitas)而來。當時的「黑暗時期」，「教父哲學」 ( patristic philosophy )、經院哲 學( scholasticism )和世俗大學三者並存，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以個人為主體/ 實體/ 本體，形成「個人實體」 ( the individual / individuality/ individualism )，獨自頂天立地，出入天外天，中間無阻隔，赤裸裸面對上帝，趨近上帝 (但一如米開蘭基羅斯丁的壁畫，人自覺人的手和上帝的手永遠接 不上)，偷偷觸摸那終極和絕對的標準，接受回報和代價。十八、九世紀的哈佛和耶魯等大學，傳承中世紀的牛津和劍橋的傳統。
香港的大學是拿來主義
西方的知識分子傳承自古希臘的「個體獨自頂天立地，出入天外天，中間無阻隔」的知識分子精神，不絕如縷。中國二千五百至五千年前，和古希臘、古埃及和兩河流域、印度文明一起，發展出璀璨的「文字文明」。但中國的「文字文明」是另一形態，秦大一統之後以皇帝 (馬克思所講的唯一絕對自由人)做「皇」又做「帝」，之上有「天」，但現實中的實際運作由他(及代理人)代行上帝/ 天職。權力和組織就是一切，就是「現實」和「真實」。權力控制下的「知識、建設和建制」，等同「天/ 上帝/ 神/ 大自然/ 客觀規律/ 本體性/ 群體文化身份認同」。兩者之間沒有空間給中國的「文字工作者」。
中國的現代大學，職責之一是引進西方知識分子的傳統，開拓無禁區的知識領域，填補人和時代、人和社會的空間。這是二十世紀上半頁北大、西南聯大做的。二十世紀下半頁的中國內地大學，正在找尋回應時代和社會的新理念和新角色。二十世紀下半頁的西方大學，高度分工，官僚體制膨脹，實用性上升，越來越似大企業。香港的大學和整個香港社會一樣，都是「拿來主義」，功能至上。現在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給了香港的大學龐大的壓力和挑戰。
香港面臨的這些橫跨中西百年計的不同現實，其實給香港的大學千載難逢的機遇。社會和時代的問題，是大學的學術素材，越龐大複雜的問題，越是豐碩的學術素材。治港班子內內外外面對的「七重天」，任何一重都是學術寶山。香港的大學沒有回歸西方十八、九世紀 (哈佛、耶魯 )和中世紀 (牛津、劍橋)，也沒有回歸中國二十世紀上半頁的北大和西南聯大精神，最多以二十世紀下半頁西方為大學楷模。《劉遵義家書》中，中大校長劉遵義把中大的現在教學語言問題，局限在教學語言問題，主要的論述中心是建制的行政和管理，沒有進入建制的行政和管理之外的「天外天」。例如中大存在的、已形成的意識、意義、理念，香港、中國內地和世界的歷史和文化。中大部分師生和校友的反應，負面而言是對中大校方沒有帶領中大進行這些討論的不滿，正面而言是對這些討論的殷切期盼。
社會期待大學作出貢獻
中大和港大都亟想做世界級大學，但都沒有跨越世界、穿越歷史和重構文化 的願景(vision )，一遇問題便「露饀」。它們不但不能為香港社會解困分憂，連自己出事故也自顧不暇，成為香港問題的一部分。每次香港的大學遇上問題，引發社會關注，都指向上述七重天的課題。那正是發動師生校友同心同德思索大學、想像大學的好時機，卻都放棄。中大和港大校方都跳不出建制，只在行政和管理、公關形象、院校競爭等層面，做的越來越似私人企業、商會社團和政府部門的公關，一出事便給師生和校友拖着走。
香港現在整個社會需要補千百年的文化課，大學是知識和道德的最前沿，香港社會指望大學貢獻社會，急社會所急，大學先要補千百年的文化課。
洪清田
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