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十八年之後，老天才如此大哭一場，那廣場上的人民未免死得太寂寞。可偏偏這場大雨從六月四日的那夜開始狂暴不止，持續數分鐘的悶雷閃電，把大度山下照耀的火亮。
六月四日，東海社會系巧合地（主辦單位一點也不知情）選定播放「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邀請賀照田做片後座談。一個溫和書生。一個沈重的心（按：趙剛語）。半靠著桌腳坐在寥寥可數的學生觀眾面前，敘述那一輩的感覺知性。他說這片他看了八、九遍了，若是自個兒看，肯定流淚，但我沒有說，其實大會堂裡齊聲高唱國際歌那一刻，我倒是感動的顫抖起來。
非膚淺的對文革的感動，亦不需淺薄的對歷史鞭屍，看這影片，毋寧是對中國歷史的一段差錯補上些許認識。尤其，我剛於前年察覺自家有位革命老幹部，也一直謹記家族另一邊有著歷經勞改、下放東北的老親戚。我的家族，除了共產黨及遭共產黨批鬥者，當然也有國民黨高階將領，也有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間橫度來台的平民難民。歷史，在這些不同的家人的感知中，必然有不同的認知方式，就像我有我來自於生命經驗之學習而來的認知。自然，片中呈現出來的眾多個人，自也有自的感知模式，問題不在於另一次對紅衛兵下判斷，而應在於抽出線索，反省現下一個個的人的理解過程，重新思考該從什麼角度、如合理解文革時期的總體性社會騷亂？理解而非裁判；理解之後，解開歷史的迷團，繼續前進。
這部片子是對文革十年的詮釋，某種程度上闡釋了文革作為「精神原子彈」的荒謬，展現那期間眾多犧牲者如何無由來地、一再地被戴上高帽，而這種悲慘的血淚，是黨的政治權力鬥爭的後果。它指出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中，毛如何以推崇的方式，將紅衛兵推向火線，利用各地蜂起的紅潮，迫使當時的領導，不得不派出工作組介入，最後，由於學生被套上「革命繼承人」的象徵性，它顛覆了黨機器，推下了廬山會議後實質掌權的劉少奇，毛澤東的神話締造完成。帝國雖死，但毛澤東卻萬歲。
東方第一道曙光沿著東長安街那頭升起，而毛澤東與冉冉升起的曙光同時出現在廣場，一時間，廣場上的群眾倏地陷入英雄崇拜的歇斯底里，高舉紅寶書，嘶吼、身體顫抖。雖然，如此巨大的廣場被紅色淹沒，過去專屬皇帝的憩地被人民佔據，可難道沒有人警覺，毛正站在紫禁之巔？
或許這種警覺是不必要的，因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集體躁鬱症所席捲的，是錯過革命年代卻在在想追隨父執輩的年輕人，沾染興奮情緒的，是數百萬望著衣櫥內舊軍裝而不知自身定位的年輕人。或許這種警覺是難以產生的，因為江青手下的樣版戲早成為堅實綿密難知覺的意識形態模版，文化的力量靠著強力的排除與重建印刻在心裡。而林彪一幫老革命，將無基底的虛幻名諱冠在學生身上，又強化了這座古老城市中數不輕的年輕人爆發能量的正當性。這個龐大而剛脫離帝國主義的國家中，有數不輕的能量來源，黨與國家其實沒有能力應對，因為這批人，站在一個緩緩站起的巨龍跟前的道路上，他們期待一展身手，因為他們最熟悉的就是人人平等、打倒特權與官僚封建。
於是紅衛兵一方面自發地起來了，卻另方面被細緻的操弄著。知道被當成鬥爭工具，是透過導演從第一幫紅衛兵主幹，如駱小海、宋彬彬，或是李銳之女李南央的口中做出的解釋與反省。由於過去過激烈的將富農家族固定為「黑」，逼得下一代起來，發動新一波爭平等的革命。他們破四舊，曾學校內部出發，打垮一切封建思想，他們深刻曉得，「只有爭取革命的權力才能生存」。
或許唯在事後，她／他們才真能知道，「革命的水與火的年代已經過去，現在僅能做一部機器中的小螺絲釘」。沒有人會在當下察覺，雷鋒手中抄錄著紅寶書的同時，眼前一座座冒著黑煙的工廠意味這什麼？工廠象徵著生產領域躍進新世界，紅寶書象徵著思想領域的新世界，可這批年輕人唯有在事後才知道，原來一旦紅衛兵違反了毛的意識則也將成為被歷史拋棄的人，一旦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敵人，革命先鋒隊也會逆轉為反動的舊世界混蛋，無論你的出身為何，一日可為先鋒，隔日可能就變為「反革命」，自己其實什麼也不是。
青年人四處搜尋舊世界的遺物，卻也探索著，從片中的敘事來看，或許該慶幸的是，這幫人下鄉、新長征，卻得到了懷疑與展開新思考的機會，他們察覺農村並不像黨所描述的那樣富裕，社會主義並未從物質層面拉起貧窮。雖然這類事後的自我詮釋極可能存在自我拉抬的效果，而且他沒能解釋，為何毛在中央不斷鞏固權力卻放心讓數不盡的紅潮在全國各地遊走、進入現實進行反思、且極有可能串連起來成為另一波顛覆共黨政權的革命力量，但姑且讓我們相信，這個世代確實開始對「革命、建國」進行懷疑的批判思考。不過也讓我們將最「牛虻」的最後一個鏡頭謹記在心：牛虻處在在獄中時發現，長久來他以父敬之，他最信任的紅衣主教就是他的親生父親，就算牛虻目送紅衣主教的背影遠去，但是牛虻卻還處在監獄的柵欄之內，斬斷與不斬斷，可能只是不同程度的又一次被縛。
那麼，新世界是什麼呢？舊世界又為何？如果四人幫霸氣的站在法庭，僅不過再現了東方紅創世者堅信唯己可取、唯己不錯，那麼當毛的時代過去，社會大狂躁的年代稍熄，為何黨仍須奉毛如神祉？歷史有其前提，那個前提包含了整個社會的處境和社會中整代不同行動者的思維及實踐方式，那個前提交互影響了一代人對時代的認知與感受，不過卻不能從歷史的結果以必然性的方式鋪陳。換言之，過快的批評被捲入紅潮中的基進躁鬱者，可能是不必要的，直接以慘痛的後果回頭單純的指控文革十年的殘暴，於事無補也無助於反省，因為這牽涉的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一個事實，像賀照田說的：在歷史中遇到困境，你要怎麼解決？
誠然，你的解決方式不見得能達到目的，不過這不能直接歸為你的解決方案是錯的，因為在歷史中其實存在著產生不同結果的可能，歷史的路徑，並不是單個人達到的，是一整個社會共同促成的。所以，新的問題或許是，建國之初的中共社會發展策略究竟達到什麼地步？或者在什麼程度尚未能達到預設的結果？面對這個結果，當時的領導人以什麼方式嘗試解決之？這個嘗試解決的方案與策略，對於方案提出時，整個社會改革的暫時結果，又產生什麼影響？
飢寒交迫的奴隸，擺脫了富農、地主。受苦的人擺脫了西方勢力和皇權官僚的支配。可是這個擺脫，又帶來什麼樣新的控制？或者其中殘留了什麼樣的舊的精神遺絮？即使，我們不將一切歷史後果歸咎於四人幫或五人幫，不將歷史歸咎於那個時代的人為何那樣做。即使，我們不痛罵最早一幫紅衛兵沒有想仔細就行動，我們不斥責年輕人過於躁進的捲入虛無的革命狂想。即使這些我們都不做，而將之視為一個個有待進一步抽絲剝繭的「問題」，但我們還是必須以此時此刻的立場來質問，首先，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如果真認為文革的結局可稱為慘烈，在什麼程度與內涵上稱之為慘烈？或許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之後才能反省像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事件。再者，那麼中國共產黨當下的所作所為，是否／有哪些是延續／或轉變了一九七八以前的思維與作法？又為什麼這樣做？面對及回答這後一組問題，或許我們方能認真面對歷史且進一步解釋現下，進一步問第三組問題：改革與開放的市場經濟政策，究竟是要回應哪一個歷史環節？除了「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口號，中共迴避了哪些歷史環節？
最後，我說，老紅衛兵們，你們老了，可革命未必該終結。當代的革命或許與三、四十年前在形式與內涵上有異，但或許我們仍面對著五、六時年來未被認真面對更未被解決的歷史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