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以來，香港的反對運動和民主運動出過幾位「精神領袖」，例如司徒華、「民主之父」李柱銘、陳日君樞機，以及呼之欲出的泛民主派新「共主」陳方安生。但是這幾位精神領袖要不是無法下場實際操作起整個反對運動的組織，就是雖有這種嘗試，但一試就陷入了運動內部分歧的困境。比方說司徒華先生，在他仍活躍於立法會和街頭運動的年代，許多反對運動的基層組織就很不滿他的「獨裁」作風。反而他今天從第一道火線退下，升上了神，卻贏得了各方面的尊重。
同樣的景，同樣的命運，或許也會等待陳方安生。她一天不提出明確的個人政治目標，拿不出一份具體的政治綱領，她都可以繼續徘徊在這麼一個神話般的精神層面。但只要她真的宣布要參選特首，並且拋出了完整的政綱，她就很難擺平反對運動中多樣而紛歧的立場，甚至還會造成已存裂痕的進一步擴大。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對運動與民主運動又長期濔漫一種不信任任何「共主」甚至「共同綱領」的情緒，尤其是在基層民間組織的層面上。且以「民間人權陣線」和它所發動的七一大遊行為例。打從一開始，「民間人權陣線」就是個相當鬆散的聯盟。所以鬆散，是為了尊重多元，尊重歧異，否則又如何叫一些同志團體和「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共存？因此七一大遊行注定是場眾聲喧嘩的嘉年華，只不過在組織者的眼中，這不是缺點，而是好事。
於是歷年七一遊行的另一個焦點就是它會不會給人騎劫？給誰騎劫了？對於「騎劫」的恐懼，其實就是種對於「共同」的恐懼；怕的不是「人權」與「民主」這等很抽象很有詮釋空間的共同理念，而是更窄更具體的議題凌駕了所有不同的訴求；怕的是喜歡打造共識的政黨以及任何一位明星般的共主。因此當陳方安生今年高調宣布參加遊行之後，民陣的反應才會如此淡漠。
沒有實質的共主，只有精神上的領袖；與推崇公民社會的多元和差異，其實是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個現象很正常，卻也可以是個很大的問題；說它正常，是因為這種差異與團結的矛盾是政治的常態，總有人會罵其他人太鬆散，也說有人會指摘其他人霸道；說它是個問題，是因為它關係到了香港民主運動和反對運動的下一步走向。這個現象和民粹主義的本質有直接的聯繫。
有人批評香港當前的民主運動只不過是在鼓吹民粹主義，「只問支持你的人多還是支持我的人多，這與黑社會『曬馬』一丁點分別都沒有」(見劉迺強〈什麼是「公民社會」〉，《信報》2006年7月11日)。也有人指摘現在的曾蔭權政府只會搞討好的小動作騙騙市民，一樣是種民粹主義。兩種批評所針對的目標截然相反，但都用上了「民粹主義」這個很負面的概念。民粹主義壞就壞在它訴諸人民的感性而非理性，召喚的是直覺情感而非深思熟慮。它還假設人民是沒什麼大腦的，很容易被欺騙愚弄。所以縱觀各國政壇，無論左右，無論激進還是保守，只要對手享有高度民意支持或者口口聲要為人民服務打拼，都就可以把他批做「民粹主義」。
其實我們不需要太過擔心民粹主義，反而應該認識民粹主義的本質。然後我們才能理解民主運動與反對運動為何會一直卡在要不要共主、有沒有共識這一類老問題上頭；然後我們才能發現政府與保守勢力怎樣趁這個機會吸納反對派的訴求，強化自己的實力基礎。
在傳統的政治理論裏面，「民粹主義」一直是個骯髒的字眼，所以當香港的民主運動被人稱為民粹，民主派中人一定覺得這是污衊和輕侮。事實上我們不應該太害怕民粹二字，正如「反對派」也一樣可以光榮，一樣可以成為值得自豪的名號。
現代「基進民主」(radicaldemocracy)理論的創建人，政治哲學家拉克勞(ErnestoLaclau)在其新著《民粹主義的理性》(ThePopulistReason)中大膽地提出，所有政治都是民粹的；不管是當權者，還是反對派，民粹的理性都是他們揮之不去而且必加利用的根本。
那麼，何謂「民粹的理性」呢？我們首先必須理解政治必然是對峙的，當權者與反對派之間永遠有難以化解不可磨滅的鴻溝甚至敵意。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來看，這個社會其實是一連串不同的訴求，問題就在於用什麼方法去把這些訴求接連起來，形成一個所謂的社會整體，好號召和動員各方勢力一起對抗他們眼中的統治集團。
以2003年的第一次7.1大遊行為例，對手是以董建華政府為代表的統治集團，而反對派意欲號召和串連的訴求則相當多樣甚至彼此矛盾。例如有爭取居留權的家長、抗議中央政府打壓的法輪功、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聯會、反對《基本法》23條倉卒上馬的大律師、不滿貧富差距惡化要求更廣泛福利覆蓋的基層工會，以及受害於「八萬五政策」變成負資產的中產階級等等。要用一頂帽子去把這些雜多的訴求全部覆蓋起來，使之形成壯大而且單一的力量，選擇實在不多。事後看來，當時整個運動情緒發放的焦點就是「倒董」。換句話說，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的訴求，然而共同的敵人卻使得他們形成聯盟。
根據拉克勞的說法，政治是「等同邏輯」(logicofe-quivalance)和「差異邏輯」(logicofequivalence)兩種邏輯的運作。反對派要透過差異邏輯的操作，提出不同於現存體制和否定統治集團的另類方案；但是又要透過等同邏輯，把這套另類方案構造得可以吸納眾多不同訴求。以當年的7.1來看，「倒董」與「保皇」是對立的兩端，但那套可以吸納和串連雜多訴求的另類方案是什麼呢？答案就是「民主普選」。把選擇權還給大家，讓大家可以動用每人手中的一張選票來換一個特首做做看，是最有吸引力，也最無爭議的共通點。
歷來的反抗運動都要找出這種可以使不同訴求統合起來的主張，與此同時還要賦予那些提出不同訴求的個人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新身分。而歷來的反抗運動最喜愛最擅用的身分，就是「人民」了，一種空洞的符號。然而正因其空洞，才可接納各式各樣的階層及團伙。就是在這一點上，拉克勞斷言所有的政治都是民粹的，因為反抗運動總是要舉起一面能夠呼喚大多數人的情感，又能把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暫時懸置的旗號。用傳統鄙視民粹主義的論者的說法，這樣的旗號必然是沒有理性內涵只有龐大情緒動員能力的空名。但在拉克勞看來，這卻是一切反抗運動的特徵，沒有好與不好的分別，只有程度上的差異。
其實統治集團也不是省油的燈，它更加倚重等同邏輯的運作，更常大而化之地把所有被統治者稱為「人民」，然後宣布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遇到挑戰的時候，它更要和反對者劃清界限，站穩自己「真正」代表人民的立場，將對手打成一小撮「反人民」的反動分子。所以我們常常會在不同國家的政爭之中，看見當權者與反對派互相指摘對手「反人民」，然後強調自己才是顧全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的奇觀。萬一發現對方勢大，甚孚民望，就會更進一步地指斥對手在搞民粹主義。客觀地看，雙方根本沒有明顯區別。
把香港當前的局勢放在這樣的視野之中分析，我們就會發現近來民主派那種尋找「共主」的焦慮，其實是他們凝聚眾多訴求的等同邏輯逐漸失效的結果。首先，我們必須承認董下曾上的確帶給許多倒董市民一種局面即將一新的印象。而曾蔭權政府則利用種種手段逐個擊破以至於吸納反對派原本團結起來的不同訴求。
假如倒董大旗本來針對的董建華政府已經垮台，要怎麼做才能重新統合雜多的訴求，並且凝聚身分呢？民主派的做法就是堅持普選，而把「人民」這個旗號再加演繹(例如公民黨的「公民」)。統治集團和保守派一直用「搞好經濟」來回應民主普選的要求，試圖以一座「經濟城市」的市民身分來統代全民，好對付民主派打造的那種有政治主張的公民身分。這個策略已經證實失效，先不論它經濟其實根本沒有搞得多好，更重要的是它牛頭不對馬嘴，完全起不到抵消對手的作用。
可是現在的統治集團與保守派漸漸聰明起來，懂得運用葛蘭西所說的「轉化方案」(transformistproject)，去把對手主張而自己原來難以接受的訴求吸納過來，同時為自己塑造一個新形象，為自己和被統治的百姓連結出一套嶄新的聯繫、嶄新的身分。這種策略就是「你講民主，我也講民主」；「你是民主派，我更是民主派」。從政改方案開始，政府就不斷強調自己邁向普選的決心，以此分裂民主派的「基本盤」。到了最近更是奇招迭起，先是保守派一向鍾愛的葉劉淑儀聲稱「爭取2012普選」，使得反對派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湯家驊甚至驚覺大家原來是同路人)；再來則是曾蔭權回應陳方安生的那句「2012年可以有普選」。一時之間，人人民主，民主派的最大公約數為人襲用，統治集團的等同邏輯混淆了反對派賴以成立的差異邏輯，後者又怎能不焦慮？
要知道所謂的「共主」其實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種角色，一種個性化人格化的等同邏輯，一種能夠串連不同訴求代表不同身分的具體象徵。民主派歷年來的精神領袖，從司徒華、李柱銘、陳日君直到陳方安生(我想「民主女神」譚香文大概不算)，皆是不同時期不同策略的象徵。要不要共主？共主能不能讓大家服氣，反映的就是反抗運動中等同邏輯與差異邏輯的互動與矛盾。要擺平眾多分歧的訴求和聲音是很困難的，這不只是共主個人魅力和聲望的作用，還是有沒有一套可以吸納它們的另類方案的問題。
反對派目前的危機就在於一方面要有一個足夠空泛的符號和身分去團結大家，例如民主與公民；但另一方面又由於這等符號太過空泛，連保守派和統治集團也能輕易佔用，終於喪失了自己獨特的位置及色彩。要走出這等困局，不能只是重複政改方案以來那種「除內奸去妖魔」，使自己的勢力基礎愈搞愈窄的淨化手段。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另類想像，既可以包容差異連結不同的位置，同時還能在人人都講民主的混淆局面中劃出清晰的界限，進而侵入對手地盤，打紅旗反紅旗。共主的難產，其實就是這種另類民主方案想像力的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