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土地和人—為被侵蝕的大地默禱

『泥土是個好東西』河北的米師傅如此說。河北的夏天,太陽猛得很,中午到三時前的天氣,不宜我等嬌生慣養的城市人下田務農。三時後天氣仍然悶熱,赤足踏進濕漉漉的泥土,是唯一的消暑辦法。友人的腳被農具割傷,米師傅說,在傷口上塗些泥土,可以暫時止止痛。雙手弄髒了,雙手捏些泥土搓一搓,便是天然的洗手液。

『泥土很髒』的概念,是現代都市化的產物。徑渭分明的現代分類法,令我們習慣了腳、襪子、鞋、石屎路的重重區隔,漸漸忘卻了泥土以至土地和身體黏糊糊的親密,這種親密,就如嬰孩眼中的混沌世界,一切尚待理解、歸類、以及解體。

農村實習的第一天,師傅著我把田裡的雜草拔掉。或許是我天性愚鈍,竟分不清哪些是苗、哪些是雜草。拔『雜草』的時候,師傅忍不住笑說:『拔一根頭髮,生一根頭髮!』爾後曾半開玩笑的說:『在我們城市人看來,所有的草都是野草!』對於從小就和田地分不清關係的國內朋友而言,這由心而發的玩笑,聽得很刺耳。這是城市人獨有的狂妄,他們否認土地,因某種去生產化的消費謊言的長期浸淫,他們與自然的關係被活生生撕裂,生產的面相被侵蝕,真實就只剩下謊言本身。

『城市』是一種怎麼樣的概念?更準確而言,『香港城市』盛載了的各種文化意義,如何將我們的生活驗體收編分類?

在農村生活的那個夏天,過程不太享受。週五,帶著對土地和對社運的歉疚,下班到立法會一直苦行至完結,看著議員和高官們從後門遁去。我們激情的吶喊,議會內氣氛卻令人窒息:就算我們真的把是次議會質詢過程視為『拉布』,可『拉布』是一個互相牽扯的過程,沒有高官、尊貴的議員們對高鐵好處的背書,以及其官腔重覆的空洞答覆,泛民單方面的拉扯根本不堪一擊。陶囍說道,社會間的維繫,說穿了,只靠一個『信』字。說泛民在打『拉布』的人,某程度上,也同時在『信』高官們正在狗噏。

伏地在身,想重新呼吸被遺忘的大地氣息。雙手發麻,想起了在農村收割時,最容易疲勞疼痛的不是雙手,而是長期蹲著的大腿肌肉,苦行數小時的雙手麻痛,其實不算甚麼。然而水汗混和了的卻不是泥土,而是灰塵,黑色的一點點滲進袖口。它不像在融合,卻像侵蝕。

我城被蠶蝕著,一種根本性的、從其發展邏輯本身的核心依據開始的侵蝕。

『小即是美』

再次閱讀舒馬赫的Small is Beautiful。『現代工業體系儘管擁有它全部體現高度智力的先進技術,但卻在摧毀自己賴以建立起來的基礎』,那種摧毀的模式,是建基於它把本應算成是『資本』的東西變成『收益』,並將之最大化。那些東西是甚麼?可以說是樹林,可以說是完整的生態,也可以說是人,更可以說是社區。這裡的人,不只是『人力』,不只是『休息時間』,更是『人性』,更包含了其未知的、恆動的心靈領域,也包括對人文精神、對迴異個體的尊重;這種的『社區』,不只是『地貌』,不只是『鄰舍關係』,更包含具歷史感、無可替換的發展歷程。人可以封閉心靈於工作,社區也可以埋藏歷史於過去,但其道德基礎,是出於主體自覺的自然改變,讓技術服膺於主體,而非倒果為因,讓主體屈服於技術論述操演之中。沒有了『人』,『效益』為何?沒有『社區』,『一小時生活圈』活了甚麼?最簡單的,香港要跟隨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它會否如何姨姨的說道,『鞏固了現有貧富懸殊的情況』?

是的,香港政府從來都關注『人』,但,為何政府多年來的文件中,人文哲學的論述全皆缺席?(尤記得,去年孫公談及教育微調,提及『語境』一詞。接受人文學科教育的朋友,大家認為孫公及格嗎?)

去生產化的論述,在舒馬赫眼中,也是另一道重要課題。『發展』論述危險之處,在於『發展』本身成了一項炫目的消費品。迪士尼降臨香港,『為香港帶來收益』、『創造就業職位』、『帶給港人較多元的主題公園選擇』。這只是服膺於某個消費階級的消費奇觀。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樂園工人因重重規訓與守則帶來的異化、血汗工場、政商之間隱晦不公的利益轇轕,難道不就是生產過程的倒退?宏觀亢奮的『發展論述』甫被挑戰,就忽然有一批『大義凜然』、『縱觀全局』的智者出來批評我們『視野狹隘』、『目光短淺只顧及個人利益』,但消費品再漂亮、再炫目,也無法否認:它是需要被生產的,它是需要活生生的人,在高度異化及剝削的生產空間下促就而成。重新把目光放在眼前的人身上,審視被謊言掩蓋、侵蝕的真實生產面相,天經地義。正如消費高鐵前,看一看菜園村在生產過程中所犧牲的和所爭取(再生產)的,絕對當然而然。


『政治』與『行政』

『高鐵政治化』,這句只顯示了批評者對政治哲學/人文科學知識匱乏的指控,卻出自某批『專業人士』的口中(如紀曉風所提及的『沙田友』)。孫啟烈的說話具體展現了這種說法:朱凱迪出來,只是為了引人注意,吸引他人的目光。也有人認為我們的躁動,為了私欲,拖慢了整個工程,甚至導致工程費用增加。前者的說法是空洞的指控,基本上也可用同樣邏輯指控孫氏(正如呂志偉批評『年青人有樣學樣,立會議員行為如何他們便跟著如何』,我們也可倒過來批評呂:他那不負責任的六四言論,以及後來的龜縮,是跟誰學回來的)。後者卻是徹頭徹尾的蠶食邏輯:讓『行政』侵蝕社會爭議。香港人或許不習慣冗長的討論程序,又或許普及化的議題論爭空間都令我們都難以適應,甚至『應盡快進行工程』都是個人意願,但它絕不是要質詢、討論讓路予『行政工作』的理由,大型基建尤甚。

對的,我們不應要求所有的人跟著自己一起走。至少,你們也不應如此要求。

在農村的一天,跟友人踏自行車到村附近遊覽,看見平原上,滿是一個個二十多呎的土牆。那固然可以解讀成『中國人直到死的一刻,終究也要被土地綑綁』,但,我們也奔向了大海,奔向了天空,宏大科學給予了我們無可想像的流動性。科學家們/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們,那不是自由。沒有土地,沒有孕育人類於原始之初的大地母體,並蠶食了人類現代文明發展根本——人文精神——的發展 / 流動 / 遞變論述,只是另一種變種的全球大流徙。

當我們重新確立土地/人、生/死的連繫,宣示『流血和暴動』的準備,已並非一種消費主義的情感宣洩,它卻是依存於網絡中一個被綑綁、保守、高度制約也是崇高的道德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