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一年不少保守派學者、名嘴去美國校園演講，遭到左翼學生反對，甚至出現暴力事件。“no-platforming”（不給他們舞台）成為左翼學生的口號。
最新的一樁爭議，則是保守派女性大將Ann Coulter受邀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演講，但校方指出警方認為該場地有安全顧慮希望演講改期，Ann Coulter則在推特上批評伯克利取消她的演講。尤其，這個大學在1964年的言論自由運動，是60年代美國學運最重要的一頁，因此這個事件引起很大關注。
這些反對行動，當然被右派嚴厲批評，認為美國大學不但早已在過去幾十年被自由派和左派把持，甚至形成霸權、打壓不同意見者言論自由。
有趣的是，這個議題也在美國自由派中引發強烈爭議。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比較文學系教授Ulrich Baer就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為文表示：「小雪花世代(Snowflakes)提醒我們言論自由的真諦」。去年開始，美國流行用「小雪花」來描述這個世代青年的脆弱與敏感，容易受到傷害，但Baer教授認為他們的個人感受不應被蔑視，反而是正當的。他說，「某些主題，例如宣稱某些人在本質上是比其他人劣等的，或者不合法，或者不值得具有同樣法律地位，是不應該被公開辯論的，因為這些不能在同樣的基礎上參與辯論。當這些言論違反了其他人的人性，他們的言論就應該被限制，以達到公共利益。」、「言論自由的保護——不只是在大學，但大學尤其重要，因為其旨在教育學生如何歸屬於不同群體——不應該代表某人的人性，或他們作為一個政治行動者參與政治言論的權利，可以被自由地攻擊或質疑。」
另一個學者在《新共和》(New Republic)雜志上說，“No-platforming”最好被理解為一種價值判斷，而這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核心……這代表我們要決定學生們需要知道什麼，以及不需要知道什麼，或者至少那些知識和技能是需要被優先教育。「“No-platforming”也許看起來像是言論審查，但實際上，這是自由表達的產物，以及一個古典博雅教育的基礎。」
然而，不少人當然反對這種論證，而相信言論自由是一個不應該打折扣的標準。
著名的自由派媒體《紐約雜志》(New York Magazine)的資深記者Jonathan Chait嚴厲反對上述文章與此種行徑。他說，真正自由派的人把言論自由當作一種非零和游戲，而是一種「理念的市場」，並且長期來看，理性會獲得最終的勝利。但是非自由主義的左翼人士，則把言論自由當作一種零和游戲，亦即壓迫者的言論若上升，被壓迫者的理念就會被削弱。
在去年總統選舉中捲起左翼旋風的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反對這種不讓右派來校園演講的做法：「人們有在不受暴力和威脅的恐懼下發表演講的權利。」、「不讓她說話，或者不讓她來，只是一種知識上的怯懦..….你們有什麼好怕的？她的理念嗎？那不如去拿出困難的問題去質問她，在知識上去對抗她。」
這確實是一個古老的難題，言論自由當然有其邊界，但這個邊界該如何被決定呢？
這讓我想起讀大二那年，1993年，台灣處於一個民主轉型的不確定期。一個曾擔任行政院長的軍事強人要來我的大學演講，他在擔任行政院長時的保守統治，讓剛解嚴不久的台灣社會擔心是否會民主逆轉，如他曾派警察進入校園醫學部清場抗議的學生和教授，而當時抗議的主題正是和言論自由有關（要求廢除限制言論自由的《刑法》第100條）。因此，我們不願意讓他來學校高談闊論反民主的言論，但我們也願意尊重他的言論自由。當時我們沒有杯葛他的演講，而是採取兩個策略：一是在活動中心大門外，播放他當年鎮壓學生的畫面，希望他進入會場時可以看到。但他沒有從此門進入。
其二是，我們決定在他演講時，拿出抗議布條，但會保持靜默，讓他講話。結果是，當我們在演講廳兩側舉起抗議布條時，這位將軍怒斥我們，群眾開始批評我們，而我們也因此喊出抗議口號來對抗。
這場演講被迫中止，雖然這並不是我們願意的結果。
我們能有更好的做法嗎？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