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從以上的角度看，是次巴基斯坦的炸彈爆炸對「我們」來說實在算不上是恐怖襲擊。畢竟，無論是對於我們心理上隔絕他者的高牆，又或是現今大行其道的右翼主義思潮，一宗在中東出現的襲擊對兩者都無甚影響，它發生的地點和襲擊的對象對於這個世代的人來說簡直算得上是意料之內。只是，正因其對象目標明確，它的即時影響縱然不達國外，卻更為深遠。
美國記者Sarah Chayes曾為其在阿富汗的經歷寫了一本書，書名叫 The Punishment of Virtue，此書敍述了隨著對我們所推崇的普世價值的打壓，一個社會逐漸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的過程。當中，事件的始作俑者固然是作為入侵者的美軍。在軍事現實前面，所有意識形態都是無力的，如果全數殲滅敵軍需要的是和當地的地方勢力合作，那便合作吧，即使那是犯罪集團也在所不惜。既然敵人的敵人便是盟友，那可以想像兩場中東的入侵戰帶來的必然只是新的高壓政權，而非包含民主自由人權思想的新時代。這對於當地人民來說，並不異於一個尋常的領導者交替，被壓迫的依舊被壓迫，持續的貧富懸殊加上美軍扶持新政權上台的事實，只會把更多人推向極端伊斯蘭思想。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要求進步的勢力持續被消弭，最直接的手法便是使用暴力。Sarah Chayes敍述了在阿富汗一位掙扎著要實踐其理想的警務處長遇害的經過，而8月8日那個在醫院爆發的炸彈則對巴基斯坦的法治造成嚴重打擊。這些可能對我們來説是意料之中而沒絲毫半點恐怖感的襲擊，其實正把某部分國家關閉在獨裁政權的控制之內。當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當亞洲及南美的殖民地相繼獨立，我們以為只要在憲法制訂一個選舉制度，該地在一夜之間就會成為了民主國家，卻完全忘記了民主一詞所包含的豐富內涵。
一宗對執法人員的謀殺案，會摧毀民眾對治安及人身安全的信任；一起針對律師的炸彈襲擊，可以將整個法律制度無力化；曾在香港發生的劉進圖遇襲案值得我們憂心的原因在於其對新聞自由的衝擊，而同樣的問題亦日復一日在這些混亂的地區上演。基本的自由與人權和廉潔公正的司法制度這些要素跟公民意識的培養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當人身安全有最基本的保障，人民才會敢於表達對社會的不滿，而對於不滿的背後原因的反思則會逐漸推動社會權力結構上的變革，並進一步擴展對人權與自由的保障。
這些與西方國家看似無關的襲擊，事實上是某些落後國家只能在民主路上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當民眾因此對物質生活的貧乏束手無策而投向極端主義，這亦變成了恐怖襲擊禁之不絕的理由。如果我們真心相信普世價值中的"普世"二字其來有自，那無論心理或是物理上的遠離都不會帶給這個世界多一點的和平。阿拉伯之春可能並沒有成功，但它的希望在於每個人逐漸明白到獨立思考及公民意識的重要性，而民主自由等思想又如何幫助建造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社會。
參考資料:
Sarah Chayes, The Punishment of Virtu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