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d la 'rue arabe' sert de modèle au nord
原文：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1/02/11/quand-la-rue-arabe-sert-d...
作者：Georges Corm (前黎巴嫩財政部部長)
翻譯者：Sabrina Yeung
(注：地中海南邊是指北非如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等國，而地中海北部是指歐洲大陸。故此題目說北方的榜樣，是指成為歐洲的榜樣。)
自突尼西亞後，這種意外的神奇事件蔓延至地中海南部邊緣，但事件不如表面看那麼簡單。它肯定不是伊拉克事件的翻版，美國軍隊2003年以取締極權，發展民主的藉口入侵伊拉克。其後，伊拉克反而遭受了民主的退化，甚至整個社區和民族都感到被侮辱。由於聯合國十三年的經濟禁運，貧窮問題更加嚴重地，無可避免地降臨於這些不幸的伊拉克人民身上。
這種驚喜也沒有來臨黎巴嫩。2005年，由西方國家支持的「雪松革命」，只深化了社區內部不和問題。就著前總理哈里里被暗殺的調查，國際法庭在黎巴嫩的兩大伊斯蘭教派(遜尼和什葉派)制造了更多糾紛，同時使國家內部不和的問題惡化。
2006年，以色列在南部國家以消滅真主黨勢力為由而發動大規模襲擊，喬治‧布殊時代，不但製造了中東地區新一輪的痛苦，其後美國國務卿賴斯更常引用令人氣憤的字句形容中東地區。簡單而言，這些被加諸於中東地區的外來民主，沒有任何實際的民主效果，反而加強了區內的緊張關係和不穩定。
相反，在社會和經濟發展都感到絕望的突尼西亞，一個年青人在郊區的自焚，引起了人民抗爭的浪潮，甚至搖動了整個地中海南部。這個自焚的犧牲影響深遠。
在這個浪潮中，必須界定達至抗爭成功的關鍵：對社會及經濟公平發展的強烈請求，同時聯結對政治自由及實踐政黨輪替的渴望。只提出政治自由的訴求，這是中產的情懷。渴求社會公義和經濟發展，這是基層人民的訴求。如果忘了這一點，那只會令革命走向幻滅。不過，使社會人民失望的其實是竊國政治（kleptocraties）── 結合了地區寡頭政權，和由原本出口石油的阿拉伯財團擁有的歐洲大企業。這個竊國政治孕育了現時伊斯蘭地區日漸增多的社會抗爭。
過去三十年來，加諸在地中海南部國家身上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便利了地區寡頭政權的建立。在這個過程中，私有化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可怕的地產投機，銀行、金融和股票市場制度的發展，令這些寡頭政權獲得更多利益。然而，很多觀察員天真地相信，這些新的寡頭企業是經濟活潑發展，創造就業機會的推動器，體現了自由的民主精神。
現實卻是相反。取消國家市場經濟後，原本可以令國家財政穩建、平衡的國營投資額驟然下降，當中的差額，即便是蓬勃的私人投資也遠遠不能彌補。新自由主義下，原本假設私人投資可以製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以滿足國家調整經濟策略而失業的人(注：中國用語即是國企改革下崗工人)和湧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但現實卻不是這樣。那些在郊區的就業人口完全被遺棄，自由經濟令企業食品加工業發展更加困難。
面對這幾十年以來巨大的厄運，「伊斯蘭是解決之道」這個口號應運而生，並呼籲社會和經濟發展都必須應用伊斯蘭教的倫理價值。對信奉天主教的社會來說，這些價值顯得奇怪。但正是如此，如果當處理經濟公平、公正發展的問題缺乏勇氣時，我們會想這些前進發展中的民主仍是太脆弱，仍未有效地實踐在伊斯蘭社會裡。
當中，某些國際的財政機構如歐盟必須負上一定的責任。援助程序是必須的，但這些援助應該只要求換取國家一定程度的貿易自由，而不是要求國家改變整個經濟金融架構和運作方式。那只會令原本靠國家市場經濟的穩定收益而生活的人，突然無所依，同時財團利益也會因為經濟缺乏活力和創新而受到損害。
到處可見，經濟模式已變成了由金錢主導的寡頭壟斷，聯結了地區政權、歐洲及美國政權和若干跨國大企業。黎巴嫩變成更誇張的經濟模式，當中金融和經濟的利益，令權力的異化形式，長期躲藏在丑惡的社區口號後面，例如「好的遜尼派對抗危險的什葉派」之類(註：黎巴嫩兩大伊斯蘭派別。)
為了地中海地區事務的長期轉變，為了在一個有活力和競爭力的「歐洲─地中海」整體中能體現社會公平，這一次，歐洲的公民社會是否應該跟隨阿拉伯媒體的口號，自傲地高叫「阿拉伯之路」呢？這次阿拉伯世界的抗爭，其實是質疑令歐洲經濟更加貧乏的新自由主義式的寡頭壟斷，因為它既沒有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甚至每一年都危害歐洲各個國族的人。新自由主義負面的演變，造成了一小撮每年酬金佔據大部分國家財富的「大鱷」。
從地中海的北部（注：歐洲大陸）到南部（注：北非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等國家），這些大鱷都支持地區政權，同時主導媒體文化報導，所以我們應同時重新思考，這等變化不僅是地中海南部的單一方面變化，而是地中海兩岸多方面的變化。
今天，地中海南部的例子，激發了北岸去思考如何在同一個未來下，發展一個不同的社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