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愛瞞日報
2014年，澳門有兩名大學教師因政治原因被解僱，為澳門的學術自由敲響警號，事件反映出，澳門對於保障學術自由的機制有名無實。
被解僱的兩名大學教師，分別是隸屬葡萄牙天主教大學的私立聖若瑟大學、法國籍的前政治學講師蘇鼎德，以及我本人。現時澳門的基本法及勞動關係法，對學術自由作出法律上的保護: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第二十五條：「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政治或思想信仰……而受到歧視」。基本法亦列明，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澳門。另外，勞動關係法第六條第二項，對學者的僱用作出以下的保障：「任何僱員或求職者均不得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尤其因國籍… 政治或思想信仰……而得到優惠、受到損害、被剝奪任何權利…」。換言之，法律上限制僱主因僱員及求職者的政治立場，在招聘、晉升、續約等人事決定上作出歧視。
然而，這些條文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發揮不了實質的保護。聖若瑟大學校長薛沛德曾公開解釋，解僱蘇鼎德的決定是符合教會不涉入本地政治辯論的基本原則，並指出解僱是尊重蘇鼎德的信念而作出的決定。薛沛德解釋，他面對的難處，是確保教會如何在社會責任中和個人政治立場不會「越界」，認為在歐美等地視為理所當然及與學術無關的事情，在中國卻未必如此認為。他亦沒有否認，財政因素是解僱蘇鼎德的其中一項考慮: 聖若瑟大學雖然是私立大學，但正在興建中的大學新校舍，卻由政府以賭場上繳成立的澳門基金會撥款興建。據稱，曾經有一筆工程費用被澳門基金會無故扣起，令大學管理層覺得事態嚴重，後來把蘇鼎德解僱後，工程費又奇蹟地放行。至於蘇鼎德的解釋，他之所以被解僱，是因為他作為時事評論員，曾於報章上批評特首崔世安欠缺個人魅力，又再一篇學術文章中批評澳門政府所致。
至於我自己，自從2012年4月高調參與社會行動，批評政府當時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保守、政府的公開諮詢偏重支持者的意見之後，滋擾便接踵而來。首先一封署名為我的學生的匿名信，於2012年4月寄到大學校長辦公室，捏造指控我按學生的政治立場而非學術表現打分，用額外分數吸引學生參加過激的社會行動。雖然投訴信件屬匿名信，可信性不值一晒，但大學方面仍然透過學系方面，要求我作出書面解釋。2013年1月，系主任聯同一位資深教授召見我，要求我不要高調參加社會行動。我指出參加社會行動屬於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當場拒絕。2013年3月，我聯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到一間親北京的中學門外派發傳單，宣傳公平選舉師生有責的訊息。該學校的副校長，身兼親北京的中華教育會理事長、現任立法會議員，去信澳門大學投訴我騷擾學生。雖然行動與大學教師職責無關，但根據大學的文件，這封投訴信觸發大學在同年11月對我採取紀律程序。
紀律程序維期超過半年，超過大學規定的三十個工作天。期間舉行過一次紀律聽證，卻不按規定，沒有傳召證人指控我，也不讓我找證人為我辯護。而聽證期間，紀律委員會針對我在facebook 的論政質問我，試圖以言入罪。2014年6月，大學作出決定，指我違反大學專業操守指引，判罰停薪停職24天。然而，在整個紀律程序期間，我並未告知違反該指引，枉論給我機會自辯。而且，懲罰遠重於其他涉嫌性騷擾女學生（判罰停薪停職12天），以及未經大學許可私自在其他大學擔任全職院長（沒有任何判罰）的教授。到2014年8月，大學人事部門在沒有告知原因的情況下，單方面向我宣佈我的僱傭合約在8月底完結後，不再續約。
事件後來引起澳門的傳媒關注。在公眾的壓力下，澳門大學校長趙偉首次開腔，指我不獲續約原因是政治不中立。然而，大學教師和一般市民一樣，享有政治信仰自由。如果上課時因大學教師的政治信仰，影響資料的正確性，貴為成年人的大學生，大可透過與教師辯論，糾正中間的謬誤，豐富其他同學所能接觸的觀點。再者，教育學研究中，並未有政治信仰影響教學質素的研究結果。在我的教學評鑑中，亦顯示我的教學表現穩步上升。如果大學正的相信政治不中立會影響教學質素，為何身兼共產黨黨員、政治信念為支持共產黨執政的教授能夠保持教席?
除了蘇鼎德和我之外，其實還有其他學者受到程度較輕的打壓。例如，有學者舉辦新書介紹會，新書內容對中國政府持批判態度，上司要求終止活動被拒，結果該學者被降職; 有人鼓勵學生透過參加遊行作田野考察，事後被上司召見問話解釋; 有人組織學生，推動家庭暴力刑事化立法，後來上司干預，質問為何煽動學生搞事? 有人屢次在媒體上批評政府，被上司勸告要慎言。
澳門的高等院校教師，不同程度地受著政治勢力的影響，以致在公開場合中，往往難以基於專業標準，就本身專業有關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首先，澳門的高等教育界，從未引入過在西方學術界普遍採用的終身聘用制。公立大學教師的僱用合約期，由兩年至五年不等；私立大學更沒有任用期，只要按法例給予賠償，大學可以隨時解僱，就如聖若瑟大學，只給蘇鼎德一個多月的通知期，以及相等於五個星期的賠償，就把他解僱了。至於屬公立大學的澳門大學，在我的合約約滿前不足三個星期，才通知我不再續約，亦沒有解釋拒絕續約的原因。沒有終身聘用制的保障，續約與否又沒有客觀標準，表現評核流於形式，大學教授惟有唯命是從，面對社會不義施政不善只能噤若寒蟬。
同時，在民主地區，大學教師工會在維護學術自由、教師權益中扮演著先鋒角色。然而，澳門教師工作穩定並不受到保障，負責教師工會的教授也不敢為捍衛學術自由，或者教師權益採取進取的態度。以澳門大學為例，教師工會活動以文娛康樂為主，即使前會長與我份屬友好，曾經向教師工會提出應該關注我的紀律程序，但教師工會不致可否。
在組織人事上，建制對大學有很大的影響力: 公立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校監由特首兼任，校董會主席及成員由特首委任，他們當中不少同時兼任重要公職: 以澳門大學為例，校董會主席李金城，兼任特首內閣行政會議委員。第一副主席李沛霖，從2013年起担任全國人大代表，亦曾出任親北京的教育團體、負責澳門教育界統戰的中華教育會會長。第二副主席王宗發，曾擔任第九至十一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其他校董， 包括幾位前任及現任官委立法議員以至行政會議委員。大學校長的招聘，由這個高度政治化的校董會負責。因此，大學難以獨立於建制，按專業及學術的原則作決策。
譬如，2008年澳門打算進行國家安全法立法，澳門政府對此極度重視，在社會各領域打壓反對聲音。澳門大學學生會打算在校內舉行研討會，邀請香港及澳門民主派立法議員出席，講解國家安全法對人權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然而，大學學生事務處臨時把學生會的場地租用權取消，最後學生會在壓力下取消研討會。另外，澳門大學的教學及官方語言是英語，理論上所有教師都需要懂得英語。然而，一名不懂英語的中國大陸歷史教授，可憑籍與澳門政治上有影響力人物的關係，獲得澳門大學聘用為正教授。
至於行政制度及法制層面，在保障學術自由方面存在缺失。首先，倘若公立大學侵犯學術自由，涉及行政失當或違反行政程序，受害人可向廉政公署舉報。然而，澳門的廉署被民間謔稱為「東廠」，被政治領導用作打擊某些部門領導之用，政治上極不中立。如果有學者因政治原因被打壓，有理由相信廉署不會認真處理。以我為例，我在2014年1月已經向廉署投訴，澳門大學對我提紀律程序違反行政程序。然而，直至2014年底，仍未收到廉署的調查結果。
另外，若涉及違反勞動關係法第六條第二項，因政治原因在職場上受到歧視，理論上受害學者可以向勞工事務局投訴。但是，按照我的經驗，勞工事務局投訴處理效率相當慢: 我在2014年8月向勞工事務局投訴，但至11月再去查詢，有關勞工督察指案件亦在調查中。至於司法途徑，若受害人任職公立大學，可向行政法院提出起訴; 任職私立大學者，則可向民事法院追討賠償。無論透過行政法院還是民事法院，兩者都要受害人自聘律師。然而，澳門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人口只有六十多萬，不少律師都害怕得罪政治勢力，影響日後的業務，因而對有政治含意的案件避之則吉。而且，澳門是獨立的司法區域，鄰近地區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大陸，當地律師都不能受理澳門的案件。因此，就算受害人願意自掏腰包聘請律師，也不一定請得律師幫忙，在法院上討回公道。
至於澳門的公民社會，很大程度被建制吸納，在監察建制方面的效能有限。例如澳門銷量最多的報紙澳門日報，屬親中陣營，高層都是全國人大代表; 最多人收看收聽的電視台電台澳門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澳廣視），由政府全資擁有，董事會全由政府任命，包括新聞局局長等多位政府官員; 其他的報章，其高層不是政協委員，就是生意上和政府有很多來往，在新聞編採作不同程度的自我審查。例如，澳門學通知我不再續約時，正好碰上特首選舉宣傳如火如虹。特首選舉唯一候選舉人崔世安，每次出現都被傳媒追問有否下令澳門大學對我作出處理。後來澳門大學校長趙偉向澳門日報及澳廣視解釋，指我政治不中立而不獲續約，而澳門日報及澳廣視，事後並沒有按新聞訪問原則，向我這個當事人查詢回應。如是者，當日的報導，自然有利於澳門大學而不利於我。
至於其他相關團體，澳門學者聯盟由中國政府派到澳門工作的一名老教授領導，主要工作是在學術界推行統戰工作，領導層以與建制關係密切的大陸學者為主，在涉及學術自由的事件上從未發表過意見。主要學生組織澳門中華學生聯會，在超過半世紀前由中國共產黨成立，屬共產黨的外圍社團，經費以賴政府。
其他的學生及學術組織，不同程度的受中國政府影響。譬如，2009年適逢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20周年，香港社會就紀念活動即將來臨以民情沸騰，影響所及，澳門大學學生亦蠢蠢欲動，希望在校園內舉辦紀念活動。就在此時，有內地學生家長被內地當局動員，要求大學管理層不要讓學生參加或組織紀念活動。中央駐澳門聯絡辦事處（即中國共產黨澳門市委）有高級官員，以了解學生學習情況為名邀約學生飯聚。席間該名高級官員要求學生放棄主辦紀念活動，學生當中不少是內地學生，擔心將來返回內地後會遇上痳煩，最後擱置紀念活動。
沒有足夠法制的保護，公民社會又受制於建制，在澳門說要尊重學術自由，只能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