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談社會經濟？新烏托邦從理論到實踐的跨越
文／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空想社會主義？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裡，對蒲魯東的批評可以說好非常刻薄的。馬克思指出，在法國，蒲魯東理應是一個拙劣的經濟學家，他卻以卓越的哲學家稱著。在德國，他理應是一個拙劣的哲學家，而他又以優秀的經濟學家出現。從此，馬克思和蒲魯東就斷交了。關於馬和蒲的故事，對於我們討論社會經濟，可以說是問題意識的起點。
馬克思對蒲魯東的評擊，主要是反對一種空想社會主義的設想，馬克思認為蒲魯東受黑格爾主義的毒害，以頭替腳，空想出一種可以避免階級矛盾的、勞資調和的生產和分配制度。對於馬克思來說，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矛盾洗禮和工人階級鬥爭而實踐的烏托邦，必然是空想，要不就一定會失敗。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正是這種馬克思批評下的烏托邦，吊詭的是，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已經完成批判的事業，我們企圖要重提，而且想推廣。
借助埃裡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對烏托邦的談論，我們把社會經濟放在21世紀的背景下，也就是說在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世界主流的意識形態，蘇聯和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紛紛受到打擊而倒下或轉型，在「歷史已經終結」的情況下，「另一個世界是否可能的」新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賴特理解為「指向社會主義替代性選擇」，他把此稱為真正的烏托邦（real utopias）計畫。
賴特認為，馬克思主義把共產主義描述成一個按照「各取所需、各盡其能」的原則管理的無階級社會，而對於實施這一原則的制度安排卻幾乎隻字不提。同樣，關於正義的自由主義理論僅僅闡述正義社會的制度應該體現的各項原則，但卻沒有系統地探索可持續的的結構是否可以被真正地設計出來。
賴特又指出，中央計畫（central planning）是實施社會主義原則的經典形式，作為對市場的無政府主義的替代，社會主義者相信，人們的命運可以因理性計畫的經濟獲得改善，而這是通過一個集權的完備計畫的制度設計實現的。但是中央計畫的各種「反常的」（perverse）、出乎意料的後果卻破壞了它的預期目標，最終結果是，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它是一個可行的、具有解放性質的替代資本主義的選擇性方案。
也就是說，面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由於一時的歷史限制無法解決的官僚主義和階級分化，社會經濟作為一種真正的烏托邦，它必須在資本和國家的範疇外，探索一種真正屬於「社會」或「人民」的社會主義的嘗試。
賴特對於21世紀烏托邦的探索，是有一定的貢獻的，但是，他的問題依然是蒲魯東式的，還是把烏托邦作為一種設計，而不是一種社會抗爭。社會經濟如何從空想轉化為實踐，無論從理念、場域到具體的運作，必須包含一場深刻的社會和階級鬥爭。在這一點上，賴特基本上是無語的。
對於我們來說，要出現一種真正屬於「人民」的社會經濟，有別於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它既要挑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又要超越「第一波」社會主義革命下官僚和人民的關係，重建一種「去官僚」、「去階級」、民主和平等的新社會。在現階段，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情況下，能提出社會經濟，不管是作為論述，還是實踐，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它本身是否空想的，抑或是歷史的，在於我們如何推動這一場新社會主義運動。
中國的當下選擇
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在第二次改革的十字路口。面臨著過去的30多年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深層社會矛盾，十八大提出在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加強社會建設，注重以人為本，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注重統籌兼顧，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一直以來，中國的高速工業化與勞動人口城市化之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兩億多農民工「進退兩難」的身份困境，他們的勞動權利與生存權利因為這種模糊的社會身份而無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嚴成為距離他們最遙遠的夢想，而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更是農村問題的焦點。
十二五規劃提出通過城鎮化來彌補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的落差，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是將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實現對國土的高效利用。這意味著，為了配合工業化發展，城市化進程即將全面展開。農民變成居民，一個纏繞在農民身上幾十年的沉重的咒語似乎忽然解除了，換來的是一個輕飄飄的居民身份。農村變成城市可以如此容易，只要資本願意向其招手，便可以戲劇化地在城鄉一體化以及城鎮化等政策口號之下迅速完成。
以資本為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大企業與大資本，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實現利潤為唯一目標，這必然造成其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關係的脫離。這種發展模式不僅談不上有助於社會建設，更無法解決中國當下面臨的種種深層社會矛盾。
土地被資本高效地使用了，農民和工人是否因此過上了幸福的、有尊嚴的、有保障的生活？現實告訴我們，通過農村土地流轉向城市工業資本以及地產資本開放所帶來的身份與空間轉換，無法真正解決三農問題，甚至很可能將農民工的生存境遇推向更加窘迫和尷尬的狀態。
2011年3月14日，我們來到重慶西永鎮「老街」。2010年5月，為了給富士康一家跨國企業籌建規模巨大的工業園，西永鎮數萬畝土地被徵用，十幾個村莊被拆遷，很多拆遷後等待搬入安置房的村民都住在「老街」，我們希望去瞭解拆遷後村民的生活情況。怎料到，只是隨便跟一個在路邊閑坐的村民聊起征地的事情，一下子就有三十幾個人聚攏來，紛紛向我們訴說著自家的委屈。
這些村民大多來自西永村和蘭桂村等村莊，他們的房屋和土地被徵用已經三年多，四口之家平均能夠拿到的土地補償、安置補助約為22萬元，房屋拆遷補償費由於每戶面積不等多少不一，平均約為四五萬元。這筆錢在購買了養老保險(20500/人)和回購了安置房(每平方米800元左右)後便所剩無幾了。而現在，眼看拆遷已經過去三年，安置房卻依然沒有著落。村民這些年來只能在外租房，房租每年上漲，今年在老街租房一年就得支出近萬元。再加上生活開銷的大幅度增加，三年下來很多村民的征地所得款已花費殆盡。
一些家庭比較困難的村民由於無法支付在老街的租房費用，自行搬回了已被推土機推平的村莊，在一片廢墟之上搭起簡易的棚屋，一家幾口擠在窄小黑暗的空間之中。由於村中已經斷水斷電，他們只好又點起煤油燈，到池塘打水，用幾塊紙皮遮擋就算搭起了一個廁所。為了生計，他們重新在荒廢的土地上種起蔬菜，並在老街的集市當起菜販，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傷心的村民告訴我們，他們本來已經過上了小康的生活，有田有地，一畝菜地一年的收入也近萬元，家家戶戶都有二層小樓，房子裝修得乾淨舒適，現在卻到了這步田地，像個拾荒的人。
一個個類似這樣的工業園區的擴展，背後隱藏在多少像西永村這樣令人心酸的故事。城鄉一體化，繼續為跨國壟斷資本高速累積創造奇跡，而這場圈地運動帶給中國農民和農民工的，卻是一場徹底的無產階級化。他們不僅失去了原來的生活社區和社會關係，同時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困境，就業以及各項社會保障都無法真正得以落實。
這場城鎮化的努力同時產生的是大批失去家園和土地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生的無產者，甚至，對於那些失去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中年農民來說，連一個出賣勞動力的機會都無法獲得，僅因為年齡這個原因，他們就會被那些從東部搬遷過去的製造業企業拒之門外。在工業資本與地產資本的強強聯手推動之下，除了造就圈地運動，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一體化。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不是以農村社區為本，以農民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城鎮化模式無法真正解決三農與農民工的困境，並進一步瓦解了鄉村社會，造成大批農民流離失所，無疑將會動搖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
那麼，改革的出路何在？如何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同步進行？
我們認為，經濟的發展必須回歸社會，將市場經濟逐漸向社會經濟轉變。立足農村社會現實，真正推動和扶持多元化的經濟模式，在農村社會的原有基礎上培育工業化與城鎮化，而不是任由或者鼓勵大資本侵入農村社會，將土地和農民進行徹底的商品化，剝奪農民僅存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相比於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的要旨應該包括：以人為本、立足社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人與土地的和諧共生、生產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制。
一般來說，市場經濟的主要缺陷在於資本壟斷的不可避免，人與土地的高度商品化以及對社會與環境的破壞；而計劃經濟的主要缺陷在於高度集中的計畫生產缺乏靈活性，官僚主義管理，工人的生產參與積極性和自主性不足。相比之下，社會經濟則最大可能地避免了這兩種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並吸收了這兩者的長處：它整合了市場經濟的生產效率與管理模式，並承繼了計劃經濟的公平分配與社會參與。
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經濟不是服務於資本積累的，而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社會關係中的一種新型模式。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多元化的、開放性的、非壟斷的，真正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社會企業、公平貿易、社區內生性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等等都是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在走過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又接著走過了三十年的市場經濟的當下，中國正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雙重壓力，正在實踐和探索中的社會經濟，或許正是我們改革的新出路。
另類的國際經驗——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
2011年4月26日，我來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區（Basque）一個叫做蒙德拉貢（Mondragon）的小鎮進行訪問。在這個雪山下被森林環繞的小鎮上，兩個同行的巴賽隆納大學的教授告訴我，從2008年開始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對西班牙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失業率一直在20%的水準居高不下，但是以這個小鎮為中心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中，卻沒有一個工人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失業。
蒙德拉貢有著與其他歐洲小鎮同樣的美麗和寧靜，然而不同的是，這個小鎮所創造出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模式，即蒙德拉貢合作社，以其獨特的活力和巨大成就而享譽國際，對社會經濟的探索和發展影響深遠。驅車進入蒙德拉貢，遠遠就可以小鎮的一邊由一大片工廠（FAGOR）環繞，而另一邊則是一個極大規模的超級市場（EROSKI）。蒙德拉貢聯合公司的總部就設在這個小鎮，從總部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整個小鎮的全貌，其中的蒙德拉貢大學尤其令人矚目，這間大學在合作社支持下於1997年創建，而大學的前身就是一間規模不大的職業技術學校。
蒙德拉貢系統是由一位元天主教神父何塞•瑪麗亞•阿裡斯門迪 (Don Jos'e Maria Arizmendi)所創立，1941年他第一次來到蒙德拉貢這個被西班牙內戰毀壞的市鎮，1943年，在村民們的幫助之下，他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工人子弟建立了一所初級技術學校。
1956年，這所學校第一屆的五位畢業生在他的教導之下，創建了一家生產煤油爐的小型合作社工廠（ULGOR），工人本身有擁有權及管理權。這個工廠便是今天的法哥合作社（FAGOR）的前身。此後，一家又一家產業合作社陸續誕生。為融資需要和提高合作社的科技水準，1959年、1974年先後成立了合作社性質的勞動銀行（Caja Laboral）與技術研究中心（Ikerlan）。1991年，為適應歐洲統一市場的競爭環境，該地區的眾多合作社又聯合起來，組建了蒙德拉貢聯合公司（MONDRAGON CORPOILACION COOPERATIVA，簡稱MCC）。目前，MCC已發展成為集工業、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商業、金融、教育和培訓、科研和資訊、服務等120多個合作社為一體的跨行業合作制聯合體。公司下設金融（Financial）、產業（Industrail）、分銷（Distribution）三大子集團。2004年，MCC在全球的營業額高達191.41億歐元，成為歐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合作社集團。
蒙德拉貢系統裡尚包括有消費者合作社、住宅合作社及一些農業合作社和建築合作社，至今這整個系統的淨值達數十億美元。蒙德拉貢系統共有86個產業合作社，每一個平均都有數百位會員、有44個教育機構、7個農業合作社、15個建築合作社、幾個服務性合作社、一個有7萬5千個會員的消費者合作社網路、及勞動者銀行。勞動者銀行則有超過130個分行在巴斯克地區裡，而在馬德里及巴塞隆納則各有一個辦事處。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它顯示出蒙德拉貢系統可以突破巴斯克地區。勞動者銀行有超過10億美金的資產。
蒙德拉貢聯合公司如今是西班牙第七大集團。生產的產品包括家電產品，自行車、巴士、電梯，它擁有養羊場、超市（Eroski）、加油站，一家銀行、一家互助保險公司、一個退休金庫、一所大學。其中最大的法戈爾（Fagor）公司是全歐第五大家用電器公司，擁有諸如Brandt、De Dietrich、Sauter、Vedette等品牌。成立之始僅僅擁有24位會員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9萬個員工，年銷售額達50億美元的大企業。
蒙德拉貢是近120家合作社的聯合體，是全球最大的合作社。它的雇員不是領薪者，而是合股勞工。他們都是合股人，有終生職業保障。他們不拿工資，而是拿勞動預付金，金額依業務情況而有所不同。任何一位新來者都需在3年裡支付一萬歐元，才能成為合股工。這筆錢到他退休時可以取走。
蒙德拉貢合作社何以取得成功？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這一合作社組織的四個基本理念:1,合作（Co—operation）：社員既是勞動者，又是所有者，社員利益與企業發展榮辱與共、休戚相關。2，參與（Participation）：人人持有「股份」，並參與管理，分享利益。3，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分配是建立在平等、穩定的基礎上，集體利益優先，確保合作社和集體的發展；個人的目標與合作社的目標相一致，合作社的目標與其社會角色相一致；工作不只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自我價值的實現。4，創新（Innovation）：只有不斷創新，才是合作社發展的不竭動力。
另外，在合作社運作過程中堅持以下十個基本原則：
一、自由加入（Open Admission）。MCC向所有能夠證明自己勝任合作社工作的人開放；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民族和不同性別的人，在加入合作社時，均不受歧視。一視同仁，共用平等。
二、民主管理（Democratic Organization）。MCC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由全體職工組成的社員大會；社員大會遵循「一人一票」制，而無論其投入「股金」多少；MCC所有成員，在佔有和瞭解資訊方面權力平等。
三、勞動者主權（Sovereignty of Labor）。MCC認為，勞動者是改造自然、社會和人類自己最重要的因素，勞動者享有合作社最高權力，包括分配勞動成果的權力。MCC負責人一再強調了我們聽著非常耳熟的話——「在MCC工作，勞動不是謀生手段而是樂趣」。
四、資本處於從屬輔助地位（Instrumental and Subordinate Nature of Capital）。MCC認為，是勞動創造財富，資本只是一種工具，從屬於勞動，是合作社發展的必要條件；資本的積累應當與個人的貢獻掛鉤。
五、社員參與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MCC的民主辦社理念，不僅體現於入社資格的開放性方面，而且還體現在建立和形成了良好的社員參與機制等方面，使所有社員實行自我管理並通過多種管道參與合作社管理工作。
六、報酬的一致性（Payment Solidarity）。MCC內各合作社實行統一的工資確定方法；合作社按工作崗位、工作業績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工資標準，以體現社員對合作社的貢獻；MCC還可以通過橫向調劑，確保所屬合作社或子集團間社員工資水準不會出現太大差別。從整體看，MCC普通員工的工資高於社會平均水準，而領導層工資則低於社會的平均水準。在公司內部，薪金最大差距是1：4（在大多數合作社），有些達到1：6。
七、合作社之間的合作（Inter-cooperation）。MCC認為，為了實施「一致性原則」和提高效益，必須建立合作社之間的合作機制。MCC通過建立統一的和可以流動的勞動制度，以及實行生產經營上的協作，促進內部利益共用。MCC與巴斯克自治區的其他合作社開展合作，促進共同發展。MCC還與西班牙、歐盟和世界各地的合作社進行廣泛的合作，促進了合作社運動的全面發展。
八、推動社會變革（Social Transformation）。MCC致力於以合作社為主的各項活動，為社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貢獻。包括：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建立符合合作制原則和社會保障制度，並與當地經濟、社會組織密切合作，創辦公益事業等。
九、普遍合作（Universality）。MCC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主張實現和平、公正和發展的目標，主張縮小貧富差別。
十、發展教育（Education）。MCC的創業者們認為，要想使合作社得到發展壯大，必須要有高素質的領導和員工。為此，需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開展各方面的教育和培訓；通過對合作社成員的培訓，讓他們深入瞭解合作社的原則和制度，提高他們的專業素質和水準。
在我這一次的訪問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這裡強調思想來源的多元性，除了堅持合作社的十大原則之外，任何思想在這裡都不會受到排斥和蔑視。另外，在政治立場上保持與政黨的距離，不會要求其成員必須支持某一派政黨，成員有充分保持個人的黨派偏好。由於合作社是在佛朗哥獨裁政府之下產生的，在難以獲得當局政府的支援情況下，只能自主尋求發展空間，以便在社區基礎上來發展經濟合作組織，因而使其組織獲得了很強的活力和自主性。
蒙德拉貢的產品雖然參與市場競爭，但是它由於採用了社會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的方式組織生產，既照顧到效率又照顧到公平，工人生產出來的產品在主流的市場中擁有很強的競爭能力。蒙德拉貢合作社工人驕傲地說，「我們這些產品完全不同於英國的公平貿易模式，我們不需要依靠道德經濟，不需要用道德口號和中產階級慈善的力量來支持。我們要證明我們的生產方式比他們好。」的確，在這裡合作社的生產組織模式優越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方式，它們更加有效率，工人參與生產的積極性更高，產品品質好，價錢不高，在市場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蒙德拉貢是一個在巴斯克地區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社會經濟實體。它由人民創造並造福人民。它的靈感來自於合作社經驗的基本原則，它致力於社區發展，追求競爭力的提升以及客戶的滿意。它通過企業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最好的合作社成員分配來創造社會財富。蒙德拉貢堅持團結，堅持採用民主方法來進行組織管理；蒙德拉貢鼓勵參與，鼓勵公司的管理、利潤和所有權的整合，並試圖發展出一個以社會、經濟與個人發展兼顧為目標的聯合工程。
而在中國的今天，以資本為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大企業與大資本，這必然造成其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關係的脫離。工人的連環跳，大量學生工的普遍使用，對工人勞動權益的嚴重侵蝕等種種勞動力過度商品化的慘痛後果使我們不得不認識到，以富士康模式為代表的大資本壟斷發展模式不僅無助於中國的社會建設，反而成為了當今種種社會深層矛盾激化的來源。而蒙德拉貢的成功提醒我們，即便在成熟的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合作社經濟等另類經濟實踐依然可能取得成功，更何況在中國這個具有長期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合作經濟的獨特優越性在一個隨時可能受到經濟危機破壞的市場體系中具有無法替代的優點：生產與創新的活力，收入公平，就業保障，失業風險低，合作社內部的風險共擔，強調成員發展、民主管理和社會福利與責任，避免勞動力的過度商品化等。這一實踐從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經濟向社會的回歸，使經濟發展服務于普通大眾，並嵌入在社區發展之中。在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以及中小城市的現實條件下，相比于任由或者鼓勵大資本對土地和人進行徹底的商品化的市場化模式，推動和扶持社會所有制的經濟模式，培育以社區為本的工業化與城鎮化，或許是解決中國人口就業與生存，經濟與社會共同發展的可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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