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年尾爆發的騷亂，今年法國又陷入混亂之中。由法國政府倡議的新勞工法「首次雇傭契約」（CPE），引發了學生和工會一發不可收拾的抗議運動。一些大學生先佔領了位於巴黎的索邦大學整整三天，然後是一連串的抗議示威和罷工，據警方估計，全國各地有大約廿二萬人上街示威，和三分之二的大學參與罷課。有人將今次的抗議和一九六八年發生的五月風暴相題並論－－工人和學生團結一致，積極抗爭。
青年失業 法國的炸彈
失業問題是法國社會的一枚炸彈，在去年法國發生騷動時就已經清楚明白。現時法國25歲以下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而非裔族群的青年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四十。這些年青人找不到工作，茅頭當然直指政府。因此，法國政府為了舒緩失業問題，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項最受關注的「首次雇傭契約」（CPE），就是建議允許員工人數在20人以上的法國公司在雇佣26歲以下的年輕人時，試用期可以長達兩年；即是說在這兩年期間，這些受僱的青年人可以不必理由就被解僱。法國政府認為減低青年人的就業保障，可以使僱主們提供更大的彈性，鼓勵他們多聘請青年人，從而降低青年人的失業率。青年人和工會卻不同意，認為法案剝削了青年就業的權益，更憂心會蔓延到其他年齡的勞工身上。思考邏輯的落差，導致了今次一發不可收拾的抗爭運動。
自二戰結束之後，資本主義的兩大陣營：美國的『盎撒模式』（Anglo-Saxon model）與歐洲的『萊茵模式』（Rhine model）分庭抗禮，分別成為主導美洲和歐洲兩大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方向。『盎撒模式』主張小政府、自由市場和勞工彈性（Labor flexibility），與現時我們常見的『新自由主義』同出一轍；而法國採用的『萊茵模式』，又稱『社會市場經濟』，素來統合了強大工會、高累進稅收及完善的福利制度，為勞工提供了強大的保障。但自從八十年代，英國的『新右派』大旗手戴卓爾夫人為英國的經濟改弦易轍，加上全球資本一體化的影響，本來尊崇『社會市場經濟』的許多歐洲國家也逐漸向『新自由主義』動搖。法國今次的抗議，正正就是源自人民對於這種動搖的抗拒。
靈活代價 貧窮勞動者增
法國在走的路，香港人絕不陌生，甚至會覺得小兒科──法國的新自由主義傾向，絕對難望香港之項背。自董建華時代起，香港政府決意要縮減公共開支，但因根據基本法，無法削減公務員工資，於是採取私營化、合約化、外判化等方法，美其名是增加靈活性，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但結果卻是帶頭壓低整個勞工市場的工資。
基層行業如保安和清潔更是首當其衝。現時一般的保安員每天工作八至十二小時，工資只有五六千元左右；清潔工的工資更低一截，只有四千元左右──而這已是政府規管外判公司最低工資和最低工時之後的情況。青年人的情況也同樣惡劣，許多適合青年人的工種如推銷和零售等，採用合約制、散工制的形式聘請僱員，甚至藉著壓低底薪和強迫變成自僱來逃避強積金等責任。『靈活性』增加的代價，就是勞工階層的議價能力越來越低，工資、工時、工作環境和保障均被剝削，造就了新一代的貧窮勞動者（Working poor）。
為僱主提供的靈活性，未使社會受惠，已經先打三十大板，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香港的貧富懸殊，早就超英趕美，位列世界三甲；貧富差異激化了階級之間的矛盾，使中產與基層、僱主與僱員、就業者與失業者、青年人與中年人之間，出現越來越強的懷疑與不滿。在譴責法庭對欺騙綜援的夫婦判刑太輕、要求收緊綜援制度的同時，更根本的問題應該是為何工資會這樣低？為何努力工作仍難以維持生計？
GDP 雖增 人民生活更苦
即使是新自由主義的大旗手美國，也有最低工資法保護勞工；我們執迷於自由市場之全能，到最後即使 GDP 增加了，但人民生活過得更苦，難道這又是我們滿意的結果嗎？
今天人民也許願意沉默忍耐，但當不滿情緒的累積越過了啞忍的臨界點，隨之而來的將會是巨大的反撲，法國的現況就是例子。香港連最卑微的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也立法失敗，立法會分組投票的畸型制度固然是禍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不敢認真面對這樣的問題。與其花費公帑去為私營公司培訓僱員，倒不如讓打工仔可以憑努力去賺取有尊嚴的收入，過有尊嚴的生活。
〔刊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