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人尚在求學中，仍有機會（需要）閱讀學術文章及書籍。日前在閱讀有關蘇聯解體之文章時，半睡半醒，忽發奇想：假若偶能把所讀文章做一概括，寫下來並發表之，既能加強記憶，又能把所得公諸同好，豈非利人利己？故坐言起行，實行計劃，開始寫這求學筆記系列。既是筆記，則多是一些文章之概括及整合，偏向直述文章內容，且較為零碎，缺乏系統與批判，間中也會有些少錯漏。看官讀後有否所得，視乎各人需要。會否對香港及中共之現狀有所啟示，也視乎看官之演繹。至於計劃能否持續，難以斷言，還看本人意志。以下乃第一篇筆記：
所謂種族聯邦制（ethnofederalism）
一九九一年，蘇聯突然急劇解體（dismember），令時人詫異。不少政治學者也嘗試分析箇中原因。其中一些制度論者（institutionalist），認為蘇聯的種族聯邦制，令其能維持數十年之國祚，但同時也是其解體之因。而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解體，原理一也。
所謂種族聯邦制，就是在一多民族國家中，大概按照各民族（nationality）或種族之地域分佈劃定邊界，建立共和國，繼而組成聯邦。（種族與民族之觀念類近，卻非等同，然此處不會分析之。）蘇聯實行此制度，並推行一重要政策：各共和國官員「本地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中央會在各民族共和國中委任本地人為黨及政府幹部，即由本地人治理本地人。此等本土幹部獲中央授權，管治一方，負責把中央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透過本地文化宣揚開去。幹部同時擁有權力，在適當時候鼓動群眾。然而由於各幹部乃依靠中央獲得收入、權力及獎賞，因而不會過份鼓動民族情緒對抗中央。
在每一共和國中，分開持有壟斷地位之民族（titular-nationalities），及其他小數民族。例如在喬治亞（Georgia），喬治亞族人（Georgians）擁有壟斷地位；在烏茲別克（Uzbekistan），烏茲別克族人（Uzbeks）擁有壟斷地位，但他們在其他共和國中，則是少數民族。中央容許各共和國制定以主要民族為基礎之政策，並歧視少數民族。例如在烏茲別克，烏茲別克族人壟斷大部分政府職位及高等教育學位，並以烏茲別克語為教學語言。如此，則在每共和國中造就了一班本土精英，而這班精英必須依從地方幹部訂下之規範方能「上位」。其他民族及嘗試在體制外「上位」之精英，均被打壓。當某些幹部過份投入鼓動民族情緒，也會被中央撤換。聯邦制因而得以維持。
制度崩壞之源，就是制度本身
儘管蘇共中央嘗試以此制度由上而下控制地方，然制度本身種下了分裂之種子。地方幹部由地方的「自己人」擔任，且可以推行優惠自己民族之歧視政策，因而得到當地人支持，建立了相同民族組成之群眾基礎。此外，即使蘇共強調聯邦中，各共和國「以民族為形式，社會主義為內容」（“national in form but socialist in content”），並壓制民族主義，但以相同民族為組成基礎劃分共和國，確實給予各民族清晰之地域概念，以及某程度之自主。而地方幹部得到群眾支持，建立基礎後，也與中央漸行漸遠。
經濟下滑時，問題一一浮現。地方幹部透過給予資源獎賞，收編精英、拉攏群眾。經濟轉差，資源減少，幹部便慢慢失去壟斷地位。幹部唯有向中央爭取更多資源。而最有效方式，乃鼓動屬於相同民族之群眾，發動示威。當中央也缺乏資源時，問題便一發不可收拾。
蘇聯採取全聯邦再分配（redistribution）之經濟政策，從較富裕之共和國抽取資源，協助較落後之地區，以達致平等。當經濟增長時，問題不大；但當經濟下滑時，富裕之共和國自然會抗命中央。其中波羅的海三國及高加索地區較為富裕，拒絕支援較落後之中亞地區。地方幹部於是鼓動群眾，舉起自治、自主之大旗。幹部運動群眾，但群眾運動卻容易失控。
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之影響
自由化及民主化，不必然帶來國家解體，但在種族聯邦制中，卻有此效果。一般而言，開放報禁、黨禁，開放言論自由及政治自由，能令一國走向多元主義（pluralism），眾聲喧嘩。然在種族聯邦制中，卻令各共和國中之民族得到機會，宣揚民族主義。由於語言各異，開放言論自由造成多個割裂的語言共同體。政黨（包括地方共產黨）為打好選戰，也以民族及身份認同為政治綱領，挑戰中央地位。
蘇聯晚期，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Горбачёв），推動改革開放，正正造成上述狀況。此外，各共和國開始推動選舉，而黨中央卻維持威權（儘管是弱勢的）統治，令地方更加離心，甚至開始無視之。其中俄羅斯共和國選出葉利欽為總統，對戈爾巴喬夫及蘇共中央造成極大威脅。結果蘇聯民主化，促成分裂解體。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也同樣因為種族聯邦制而走向分裂。其中南斯拉夫各共和國本身之獨立程度，比蘇聯各邦更高。鐵托將軍（Tito）死後，國家走向邦聯制（confederalism），各共和國早已針鋒相對，因而導致其解體之時出現內戰及種族清洗等可怕慘劇。
後記
所讀其中一篇文章，引用了美籍華裔學者裴敏欣的論述，指出中國雖然是單一制國家，但也出現了類似聯邦制的雛形。各地區極大的經濟發展差異，新疆及西藏等自治區的民族主義，及地方派系如上海幫及廣東幫之形成，令中央越來越受挑戰。中共中央之大一統意識，與地方主義之興起，可謂水火不容。近日梁振英曲線推動「港獨」潮，自治論甚囂塵上，而某些政團及政客又推出「香港建國」的口號。或許看官可以從蘇聯解體的歷史故事中，得到某種分析資料及框架。
參考文獻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uccessor states. An institutionalist account.” pp. 23-54, in,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Rogers Brubaker (ed.). Cambridge: CUP.
Bunce, Valerie. (1999). “Peaceful versus Violent State Dismemberment: A Comparison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Politics and Society, 27 (2) pp. 217 - 237.
Leff, Carol S. (1999). “Democratiz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The Breakup of the Communist Federations”. World Politics, 51 (2), pp.205 - 235.
Roeder, Philip G. (1991). “Soviet Federalism &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2), pp.196–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