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szard Kapuscinski是波蘭著名記者和作家，在六、七十年代大量採訪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政變新聞，並寫成多本報導文學作品，飲譽國際。他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過身，終年七十五歲。
在伊朗唸書的時候，認識了波蘭青年Albert，他在華沙大學的伊朗研究學部唸博士。與他相處久了，就愈覺得民族性這回事確實存在，他讓我想起奇斯洛夫斯基電影裏內歛而深刻的角色，也想起年輕的Ryszard Kapuscinski。從波蘭跌盪的歷史和沉鬱的荒原裏孕育出來的人，心靈都被訓練得很堅實，無論在何等陌生和惡劣的環境裏，還是能保持冷靜，還是能張開敏銳的觸覺。甚至可以說，波蘭人視陌生和惡劣為應該迎接的挑戰。
Albert也是這樣理解自己的民族。他提到幾個可敬的同胞：在一九三一年至三六年獨自騎單車和徒步走遍非洲的Kazimierz Nowak；一九八零年首位在冬天登上珠穆朗瑪峰的攀山家K. Wielicki；一九九五年首位在同一年內徒步至南北兩極的探險家Marek Kamiński；當然還有目擊過亞非拉接近三十場革命和政變的Kapuscinski。
喜歡、敬佩Kapuscinski的理由當然很多，對於我則主要是一點：他非常敏感於人在各種難以想像的自然環境下特有的情狀，自己則誠懇地面對陌生。
他寫生活在熱極的非洲裏的人，也寫自己的懦弱──「土著呀。他們就像融入了這片地土、融入了這裏的光線和氣味。人竟然能夠和環境配合得這樣和諧。每個種族都植根於自己生活的環境和氣候。人類一方面改變地貌，但環境反過來亦模造了我們的外貌。在這一片棕櫚樹和蔓藤、灌木和森林中，一看白人就知是格格不入的闖入者。他軟弱、面容蒼白，臭汗沾濕了襯衣，頭髮黏住面龐，經常受口渴、無能和傷感折磨。他無時無刻不擔驚受怕：怕蚊子、怕變形蟲、怕蠍子、怕蛇，任何會動的東西都會嚇壞他。」﹝Vintage出版The Shadow of the Sun第五頁﹞
他在Imperium裏寫嚴寒中的西伯利亞工人一篇，連情節也值得花點篇幅引述。採訪目的地Vorkuta是在北極圈裏一個煤礦小鎮，斯大林時期有無數的人被押到這裏的集中營做苦工。他要探望當地正在罷工的煤礦工人。一下飛機，零下三十五度的蝕骨寒風以及無邊的凌黑令他差點兒迷路送命。冬天連續幾個月沒有光，礦工都如行屍走肉，一層高的平房全部被兩層高的冰雪包圍。罷工的原因是吃不飽，礦場主管答應改善，工人就復工。Kapuscinski對着在凌黑中勞動的工人，連問問題也不忍。「還問什麼呢？在這嚴寒、在這鬱悶和傷感裏。女工沉重而勞碌地工作，也許正為一些事情擔心、正為一些事情傷心。不發問是還她們一點尊重，是減輕她們的負擔，不要讓她們再花氣力答那些公式問題了。」﹝Vintage出版Imperium第一五四頁﹞他不用問也知道，在這煉獄裏，根本無所謂自由或不自由，只有不同程度的束縛，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無從說起。
與愈老愈有火氣的澳洲記者John Pilger相比，同樣活到老寫到老的Kapuscinski是另一種「老而彌堅」。他話不多，不太跟權貴針鋒相對﹝John Pilger則經常像發連珠砲一樣質問美國及以色列官員﹞，總是誠懇地靜靜地觀察個人在特定自然和社會裏掙脫不了的命運﹝他經常描述平民在等候：等巴士開、等延遲的飛機起飛。他從不同的等候情緒中看到一地的特色﹞。也許因為他自覺也是活在同樣的宿命下：波蘭在歷史上總是不由自主，夾在俄羅斯和德國﹝之前的普魯士﹞中間，這也是我的朋友Albert經常提到的。
Kapuscinski還有一點與別不同。他到外地採訪好像都沒有請翻譯，要求自己直面陌生的語言世界，要求自己反思語言的權力。他在寫伊朗伊斯蘭革命的Shah of Shahs中不時寫到這種狀態。「歐洲人曾經統治世界......將自己的利益和文化強加與他人。即使在最遙遠的角落，懂得一門歐洲語言都是身份的象徵、生活的必須、晉升的階梯、甚至是人的尊嚴的憑藉......那時候歐洲人無論到世界任何一角，都不會感到陌生，因為他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和了解他人。今天的世界已變了.......在敘利亞法語報館關閉、越共打勝仗後英語報館關閉、在﹝革命後﹞的伊朗，英語法語報館一起關閉。電台、電視和在記者會上一律說波斯語──他們的語言。一個男人看不明貼在女服裝店前『禁止男士進入』的警告會被抓去坐牢，一個在伊斯法罕附近看不懂地雷警告的外國人可能被炸死。......數以百計的語言正爭取被承認；語言的隔膜正在增加，聽不明白的話愈來愈多。」﹝Vintage出版Shah of Shahs第十頁﹞很多記者在報道中都不會明言自己請了翻譯，Kapuscinski相反，在書中經常問身邊的人：「電視在說什麼？」「標語寫了什麼？」，又強調自己聽不懂看不懂，只能靜靜地觀察。對我來說，那就是誠懇。
我常常懷疑，現在這個世界還能不能培育出Kapuscinski這類駐外記者。他一方面是官方傳媒波蘭新聞通訊社的駐外記者﹝負責採訪五十個國家﹞，擁有資源；一方面卻被容許以自由記者的方式採訪，彷彿隨心所欲，在每個國家都可以停留一段頗長的時間觀察。在新聞高度商業化的今天，什麼也講求快和包裝，記者被派到外地採訪新聞，一般只會停留很短的時間，像潮水一樣一窩蜂來一窩蜂走。大傳媒機構有的是錢，記者有司機有專人翻譯甚至保安員，一抵埗馬上可以投入採訪，陌生感降到最低。但這樣的採訪就像躲在鳥籠裏一樣，和世界還是隔絕的，寫的東西也愈來愈淺薄。
也是民族性使然吧，中國很難出Kapuscinski這種人──我們對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沒有多少好奇心﹝善心和野心倒是有的﹞。在第三世界的中國人沒有幾個出於自願，都是成天躲在宿舍辦公室怕被搶怕被綁架，還要千里迢迢帶幾箱方便麵以解思鄉之情。Kapuscinski在去年一次訪問中說，寫作是為了一班「年輕得對世界仍有好奇心的人」。至今還未有大陸出版社翻譯他的著作，是否大家已判定Kapuscinski對於國內讀者只是對牛彈琴？
- Another Day of Life (Jeszcze dzień życia) (1976)
- The Soccer War (Wojna futbolowa) (1978)
- The Emperor: Downfall of an Autocrat (Cesarz) (1978)
- Shah of Shahs (Szachinszach) (1982)
- Imperium (Imperium) (1993)
- The Shadow of the Sun (Heban) (2001)
- Travels with Herodotus (Podróże z Herodotem) (coming soon; early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