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此相遇》在吉隆坡雪華堂作全球首映
5月14日（周日）早上在茶餐廳用早餐時，避也避不了的香港「中央台」TVB24小時新聞畫面，播放的是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貿易高峰論壇。
那個基本木無表情，笑也笑得特別勉強的習近平，吃力地要模仿比他從容百倍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次並非如當年出席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三世界團結運動大會」（如不結盟運動）或「社會主義大家庭場合」（嚴格來說當年出席這些場合多是毛的大管家周恩來或毛的副手劉少奇），而是參與世界資本主義掠奪，在和平共處、友好對話、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價值」的套話下，要爭逐經濟以至政治支配地位，若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來形容，就是競逐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當年美蘇中的恩怨糾纒，換成了今日美中俄的相互盤算，不變的是資本主義依然是世界規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了惡夢。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令灰記感慨良多，中國無論以社會主義二哥，還是以資本主義新貴出現，其地區「大阿哥」意識沒有改變。四月灰記與江瓊珠到訪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兩個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去了吉隆坡、怡保、檳城、新山及新加坡做巡迴放映，此舉當然不是受到梁振英開口閉口「一帶一路」的鼓舞，而是「一帶一路」民間／個人往還源來已久，不用習近平和梁振英大吹大擂。這種坦誠，建基於真摯友誼的民間／個人交往，與官方那種互相猜度，各有計算，犧牲民眾利益的合作不同，別有一番風景，好像江瓊珠專誠為南洋朋友首映新作《我們在此相遇》，一齣她形容為很浪漫的紀錄片，也包括順帶放映《709人們》，都是不帶任何計算的文化交流。在紀錄片的內外，中國因素無遠弗屆，而我們亦註定要顛覆官方的「一帶一路」論述。
《我們在此相遇》的一位最耀眼的受訪者就是華裔馬來西亞「老左」，人稱老闆的張永新，所謂「老左」就是當年一群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如何希望改變正脫離英國獨立的馬來亞（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直至1965年馬新才分道揚鑣）。這些「老左」大多數是華人，有不少參加了由中共援助以至指揮的馬共，因此馬共與同樣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泰共、菲共以至曾一度統治柬埔寨三分二地區的赤柬有所不同，被認為帶有強烈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所謂「共產主義」／「中國威脅」，長期被馬來民族主義者利用來壓制華人公民權利的手段，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也長時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
左起：陳允中、張永新、江瓊珠、劉嘉美、李凱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永新的「老左」經歷別樹一格。老闆讀中學時已經參加左翼團體主辦的地下讀書會。中學未畢業已投入政治活動－－反越戰反對國內的政治黑暗，最終於1968年當局以內部安全法將其拘禁(未經審訊可拘留兩年，還可以不斷延期)，其時他未足20歲。老闆在影片說得很輕鬆， 和平示威一關就是8年多，集中營過得很愉快，因為和很多比他年長的政治犯關在一起，學了很多，長了見識。
老闆獲得自由時已是70年代中，他沒有選擇參加馬共打游擊，而是參加人民黨的反對政治。也許在他的心中，跨族群的政治抗爭才適合他的性情。參與了政治反對派20多年後，他感悟到人的改變殊不容易，政治抗爭之外，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深遠，此後便以出版和賣書為志業。
老闆與當地華社的文化人不同，不以中華為核心，出版的書籍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不少書籍講的都是當地、區域以至世界議題，還有走出國門，推動區域文化交流之舉，第一站是印尼文化重鎮日惹，並決定在那裡開書店，除了賣書也希望串連當地文化與政治有心人。由印尼開始，老闆對江瓊珠說，希望可遍及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其他城市。
若沒記錯，江瓊珠在印尼的一個集體觀光活動中問老闆為何要去觀光，老闆回以 「Solidarity嘛」、 「奇怪的問題」， 故作不解。導演傳神地捕捉了這位「老左」的性情，有著左翼的團結/集體意識，卻不乏個人幽默感。在放映後，老闆不斷「質問」導演為何不逐一依次講述被訪者，講完一個再講第二個，清楚明白，為何要講一下這個又講那個。不知這是老闆獨有的幽默，還是他真的「不懂」電影！
但可以肯定，老闆既不是本土派（至少不是狹隘的本土派），更不是大中華主義者，而是仍相信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和香港的長毛梁國雄一樣，最欣賞的是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革命者哲古華拉，他和朋友於吉隆坡開設的左翼書店閣樓有哲古華拉的肖像。他的故事，必會衝擊香港那些淪落到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黨國「老左」，也必會衝擊那些凡事香港優先的狹隘本土派，如果他們有興趣看《我們在此相遇》的話。
影片開首時，老闆與一位州議員在兩年前淨選運動的示威場合相遇，談到馬來西亞政治的小進步。小進步是現在示威不怕被驅趕被抓捕，十年前公開場合穿著反對黨的T恤也會被抓，這是州議員說的；當然要夠人多，人多他們便不敢動你，這是老闆說的。
檳城大山腳，導演、嘉美與凱倫
州議員叫李凱倫，選區在檳城大山腳，是受訪者最建制的一位。江瓊珠比較片中其他幾位受訪者，問他是否選擇了一條最舒服平坦的道路。他隨即回應目前自己有三條控罪在身，視乎檢控官是否決定提控。這些控罪只有威權社會才有，例如聲援一個被捕學生，就以和平集會法被捕，例如他們抗議警方拆除聲援現在仍在獄中的前副首相安華的戶外宣傳版，說警方不專業，便以煽動罪被捕（與香港的反對派動輒被檢控很相似）。
大約二十年前，李凱倫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大馬執政黨分裂，首相馬哈蒂與其接班人副首相安華不和，安華被捕坐牢。李凱倫看到連副首相也不明不白被逼害，覺得很震撼，於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安華所建立的反對黨公正黨，上次選舉當選了州議員。在影片中，議員的活動相當儀式化與沉悶，當主禮嘉賓，頒獎嘉賓。李凱倫只能利用發言時間講講當今大馬的政治不公。而看清楚一點，他參與的活動大多跨種族，聽清楚一點，他也多以馬來語發言。有別於舊政治人被種族籓籬所束縛，新一代自稱進步的政治人都希望打破種族隔膜，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族群，例如近年的淨選運動都有馬來人、華人及印度裔共同參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開始。
作為自稱進步或左翼的政治人，凱倫與嘉美一起布置的住所，客廳也掛了哲古華拉的肖像，不但如此，客廳儼如會議室，有白板有大量座椅，方便與同道開會交流。來自香港基層的太太劉嘉美強調住不慣這類千多二千呎的豪宅。嘉美也是受訪者之一，若嫌老闆一生為同一個理想而不斷奮鬥不夠浪漫，一個香港人與一個馬來西亞人的相遇和結合，應該可以稍稍滿足喜歡浪漫故事的人。
不過，嘉美卻是非一般的太太。「我從沒想過要結婚」，作為女性主義者和崇尚左翼政治的人，嘉美從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檳城與凱倫一起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不能他到香港。」 一段長距離，未定棲息地的浪漫，最終因為李凱倫當選了州議員而鐵定移師馬來西亞。嘉美說要移居大馬，有一個身份比較方便，就是由婚姻關係所定義的太太身份。但嘉美始終是女性主義者，再三強調是自己選擇到大馬與凱倫一起生活，不是跟隨丈夫到大馬生活。影片的某一刻，江瓊珠問嘉美有否懷念香港，嘉美想了一下，眼泛淚光，再說不下去，這個鏡頭為嘉美的女性主義多添了一分「美麗與哀愁」。
嘉美拒絕定型的女性角色，活躍於馬來西亞民間活動，聲援及書寫不同的抗爭運動，例如沙勞越原住民的反水霸行動。有次在沙勞越與原住民婦女一起在廚房煮飯，江瓊珠問她是否喜歡煮飯，她特別強調自己平時不煮飯，只有這些集體有如公社般的場合，大家一起勞動她才有興緻。她邊參與活動邊採訪活躍分子，然後寫成書出版，名為《有些人行動，十一個馬來西亞抗爭故事》，雖然角色由從前在香港的勞工和婦女組織者變成現在旁觀的作者，但關注的議題並沒有兩樣。
在沙勞越原住民村落出現的還有陳允中，他是沙勞越人，政治啟蒙在台灣，早年特別關注原住民所受的苛待，甚至為此而哭泣，為此與家人一度冷戰，後來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抗爭。馬來西亞出生成長，台灣、美國留學，香港生活，他示範了跨國界的經驗。左翼的國際闗懷是一個原因，結識了香港的伴侶也應該是推動他把關注焦點移至香港另一的主因。導演江瓊珠常感嘆，原來希望影片多點浪漫氣息，但政運社運的伴侶開口閉口就是政治社會的大事，很少觸及「兒女私情」，令自己的構思落空。
但導演不必感到失落，若劉嘉美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掙扎，陳允中對人類平等的執著與激情不夠浪漫，還有一位比較obscure的受訪者區美寶。
不少看過《我們在此相遇》的當地朋友都認為區美寶與其他受訪者格格不入，覺得她坐在香港國際特赦辦公室，憶述當年營救被囚禁反對派領袖蔡添強的遭遇及感想，是影片最沒有互動最冷場的部分（可能因為沒有區美寶與蔡添強相遇，沒有兩人的現在式）。但不知怎的，灰記第一次看影片時，卻被Mabel那種看似淡然的表述所觸動，逝去的政治與愛情追憶起來更添哀思，抑制著的記憶更顯淒美。果然，導演江瓊珠透露，聆聽Mabel的馬來西亞故事是她拍攝這影片的最大動力，沒有Mabel就沒有《我們在此相遇》。而電影最開首的設計，在片名《我們在此相遇》出現前，現已貴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的蔡添強在一個淨選運動場合以馬來語發言，和Mabel的追憶交織，差不多有著為影片定調的作用，足見導演對Mabel獨白之情有獨鍾。
美麗的怡保
《我們在此相遇》除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與風情，也有近年香港人熟悉的場面，嘉美參加過的基層婦女與勞工行動，凱倫在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時參加過的反世貿，陳允中參與過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雨傘運動，為朱凱迪與羅冠聰助選等。不但馬來西亞的朋友，香港的朋友也會感到似曾相識。
如果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官方主導的上層政經遊戲，《我們在此相遇》所描述的就是民間／個人自發的「一帶一路」，相互為了民主、人權、公義，為了對抗政權的壓逼而作的連結與交流（當然這種連結與交流絕不會被習近平及梁振英所認可與贊助）。因此，在中國猛烈推銷「一帶一路」之際，選擇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首映，別具意義。事實上，當地的社運／政治活躍分子都異口同聲指中國利用投資欲政治上影響馬來西亞昭然若揭，絕不是習近平所說的互不干涉內政。例如前年禁止梁國雄和黃之鋒等入境參加六四紀念，雖說是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但壓力卻是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今日中國的干預可能只是驅逐外國人出境，明日可能就是逼害馬來西亞當地人。當年中國以「共產主義」之名輸出革命，今日中國以資本主義之實輸出威權專制「價值」，當然這些「價值」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與上層與中國官方的共同「價值」。
《我們在此相遇》片末有Mabel參與中國709大抓捕一周年到中聯辦抗議的活動，也有維園六四集會，香港與馬來西亞的民間情誼，也避不了中國因素。因此，在當地放映看似與馬來西亞人無關的《709人們》也有一定意義。有興趣看講述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開始瘋狂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影片的，都對中國的強大深感憂慮，除了人道主義的同理心外，專制獨裁的中國坐大，並積極發揮影響力，只會令威權的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政府更肆無忌憚，或更有藉口濫權。有組織放映活動的馬來西亞人告訴灰記，他們這次沒有在華社宣傳放映《709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怕中國大使館知道了會作出干預。這是否他們過慮，灰記不得而知，觀乎梁國雄與黃之鋒的遭遇，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放映抗爭電影別具意義。
最後灰記想說說，當梁振英推「一帶一路」獎學金時，大部分的反應都是嘲笑此舉荒謬，為何不鼓勵學生去歐美交流而去貧窮落後的國家，這是十分典型的中產思維。但灰記總覺得，世界不只有歐美，學生多看看不同的世界不會有害，老師和家長要做的是鼓勵他／她看事物要有批判思維，不是照單全收。對關心反對政治的人，即使最高壓的國家，也總有異議者，總有人文關懷的學生。中國不是有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者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實幹著嗎？有心的老師，何不鼓勵學生利用獎學金，在「一帶一路」尋找與官方論述有所不同的故事（或讓多些歐美國家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交流也不壞）。
好像在我們的「一帶一路」最後旅程，在威權的新加坡，於曾被政府打壓，充滿歷史滄桑的南洋理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的一個演講室內，來自香港的有心教授，連續兩日為當地和來自馬來西亞，以至中國的學生與市民，放映包括江瓊珠的《我們在此相遇》、《幾乎是，革命》、《愈抗爭愈美麗》，以及《709人們》等的抗爭紀錄片，也算是民間對官方「一帶一路」的一點顛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