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想多了解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細節，我終於硬下心腸，拿起了T.E勞倫斯的《智慧七柱》，這本據說「名聲在外，享有美譽，但很少有人讀過的書」。今天大家談起「沙漠裏的勞倫斯」，或者「阿拉伯的勞倫斯」，往往會忘了他在中東地區所策動的那一切冒險，其實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部份。而且這一部份對今日世界局勢的影響，可能還要比一戰在歐洲留下的作用大得多。美國戰地記者安德森（Scott Anderson）在前年出版了一本非常紮實的專著《阿拉伯的勞倫斯：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談的正是這個問題，可以為《智慧七柱》的現代讀者提供一個更深廣的背景。
先說勞倫斯自己的鉅作，便和我之前聽說的差不多，它那些關於地形的長篇大論着實沈悶，恐怕只有像勞倫斯那樣的軍方特務，才會這麼關注何處有水井可供補給，何處太過平坦所以不利埋伏之類的問題。但它精彩的地方，卻遠遠超出預期，令人難忘，特別是對殘酷戰爭的描述，以及在戰事中漸漸養成的一種淡漠。例如一場屠殺過後，勞倫斯看到了滿地屍體，他的感覺竟然是：「死者看上去很美，月光溫柔地灑下，把他們軟化出一陣新象牙般的顏色」。又比如為了避免傷重的伙伴被敵人俘虜折磨，勞倫斯承擔責任，果決地一槍打爆他的腦袋；當晚他又順便殺了死者留下的駱駝，好制止其他人為了爭奪這份遺產而吵架，同時還多了駱駝肉給大伙當晚餐。
勞倫斯向來是個謎，一方面是個名聞全球的英雄，另一方面卻有很多人批評他說謊，既出賣了阿拉伯人也背叛了英國。懷疑他在書中自我標榜，浪漫化自己事跡的，更是多不勝數。安德森非常清楚勞倫斯的敘述與事實時有出入，可他同情這個傳奇人物的矛盾。的確，一個真的想要自我炒作的人，又怎麼能像勞倫斯那樣，回國之後隱姓埋名到了乾脆替自己更改姓名的地步？身為英軍的榮耀，他卻在戰後請求重新入伍皇家空軍，堅持當個最普通的小兵。就連《智慧七柱》，他最初也只是自己手搖印刷了八本，用來分送友人，後來耐不住外界公開出版的要求，這才勉強出了兩百冊的刪節版。這種極端的低調，與他文字中那種對暴力場面仔細而唯美的鋪寫，以及文字背後那一絲淡漠，其實十分相應。
這讓我想起了另一個在沙漠上成名的冒險家，另一個軍旅出身的英國作家，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他可能是英國最後一位經典意義上的大探險家，出身良好，在伊頓和牛津唸書，但他身形高大粗獷，鼻子曾經因為拳擊賽而斷過三次。就像他的偶像勞倫斯一樣，他也從軍外征，深入敵後，而且一樣帶隊打過以少戰多的勝仗。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他後來兩次徒步穿越阿拉伯半島上的「空白地帶」，以一般人根本活不下去的少量食物和淡水熬過那連貝都因人都感到畏懼的人間地獄。除此之外，近距離獵獅，與撒哈拉沙漠周邊各部族打成一片，這等尋常白人探險故事就更不用說了。我說他「是英國最後一位經典意義上的大探險家」，理由之一是他乃2003年才去世的當代人，離我們不遠。理由之二則是他的旅行帶着一種非常古典的浪漫色彩，和科學發現無關，和宗教傳佈無關，更不是為了享樂好玩。他的漫遊，更多的就只是因為想走而已；既然眼前有塊沙漠，何不進去看看？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股極端自制的英式中產階級淡漠。他的文筆絕對比不上勞倫斯多彩，也不喜歡給讀者上歷史文化課，甚至連帝國探險家常見的那種政治關懷也沒有，他只是非常樸素而微觀地描寫途中的遭遇與人物。換句話說，他乾燥的文字絕對不是「千年一嘆」式的文化苦旅，充滿無謂的感慨和過度誇大的聯想。他完全沈浸在異族文化的廣袤和眼前所見的世界當中。
有一回，塞西格穿着整齊三件頭法蘭絨西裝，以老派的上層社會腔調演講，使得慕名而來的年輕聽眾有些輕微的失望。因為大家都以為自己會見到一個Indiana Jones式的漢子，沒想到竟是如此一位老紳士。特別令人搖頭的，是他談到自己經歷時的節制，不加油添醋，也沒有引人入勝的戲劇效果。到了問答環節，終於有人舉手來點刺激的問題：「威爾弗雷爵士，你第一次殺人的時候有什麼感覺？」「殺人？我從來沒殺過人呀」「但你的書裏頭……」「噢，我懂了。嗯，我當然試過拿着來福槍從遠距離殺人」。另一個學生接着提問：「威爾弗雷爵士，孤身一人走進嚇人的『丹尼基』鄉野（Danaikil，位處埃塞俄比亞東北的荒漠，地球上溫度最高最不宜人居的地方之一），遇到當地那個把敵人睾丸掛在脖子上來慶祝勝利的年輕統治者，是什麼感覺？」「他看來很愉快」，塞西格略微沈吟了一下，想找一個恰當的比喻，然後他說：「好像他剛得到了First Field Colours（這是伊頓公學獨家球賽的獎章）」。
這便是我所說的淡漠，或許塞西格在開槍殺人的時候就是真的這麼無感，乃至於他根本不以為自己殺過人。又或許，他只是在裝，偽裝出一副對任何血腥帶色的事情皆不反應的態度。但就算是裝，他也還是十足地保持了老派英國統治階層的派頭。這淡漠，這自持，正和勞倫斯類似，是那個年代許多探險者、開拓者、冒險的陰謀家，在地球遙遠角落維護帝國利益的管理者身上的共同特質。一方面，它固然是英國人最引以為傲的民族美德，令他們得以暗暗誇耀自己的處變不驚；但另一方面，這種品性似乎又與帝國的本質相關。那到底是怎麼樣的聯繫呢？
安德森在他那本研究勞倫斯的大書開頭，部份地解答了這個問題。首先，他提到了勞倫斯寫給父母的家書，「主要特徵是徹底的冷靜超然，……仿佛是在作學術演講」。這是當年帝國中產階級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因為「從孩子降生起，父母就不得不告誡自己要堅強，因為他們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將來可能會漂洋過海，前往帝國的一個遙遠的前哨，或許幾十年都不會再見面，有的甚至一輩子都無法重逢」。這是帝國的負擔，因為他們深信「大英帝國矗立於現代文明的巔峰，帝國的特別義務是通過貿易、聖經、槍炮，或者這三者的結合，去啟蒙和教化世界上較為不幸的文化和種族」。勞倫斯和塞西格都是熱愛他族遠多於祖國的人，都對帝國的霸業和官僚有着很深的抗拒。可是，在最根本的性格形成上講，他們始終是帝國的產物。而那個大探險家的時代，早已告終，正如培育他們出來的帝國一樣。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