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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有些時刻總是被人誇大它的意義，乃至於染上了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遇刺的那一天，幾乎每一個美國的中年人都能說得出那一天自己幹過些什麼，剛剛聽到新聞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以及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似乎這天是他們記憶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節點，甚至還因此改變了自己命運的走向。相反地，有一種明明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發生的時候卻絲毫無人在意，沒有人能夠記起那一剎那的詳情，因此也就沒有足以炫耀給子孫的個人故事。例如凱薩跨過盧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隨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共和國覆滅的關鍵時刻呢？
還有一些早就被預告過，也早就被期待的時刻，每個人都曉得這天遲早要來，為它做足準備，甚至還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儀式典禮；但結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個日子原來並沒有太大分別，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穩。事後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十多年後，我和朋友追憶當天情景，發現大家都還記得其中一些細節，只是難以形容當時的心情，因為它太空洞了，完全沒有預想中的起伏波動，更加沒有那種覺得自己正在見證歷史的鄭重和肅穆。
更怪異的例子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點三十分，克里姆林宮一座綠色圓頂建築，有兩個工人從屋頂活門爬了出來，降下那面紅色的錘子鐮刀旗，然後像餐廳侍應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摺起。紅場上人群三三兩兩，不是出來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來的觀光客，沒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沒有大批媒體記者帶着鏡頭和閃光燈湧到現場。那面胡亂被人收起來的旗幟已經在此飄揚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後一天。二十世紀其中一個最強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國家，人類歷史上最驚人也最大膽的烏托邦實驗計劃，就此告終。如此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時刻，怎能如此草率？
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蘇聯的崩潰都是一件頭等大事。但為什麼我們關於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記憶卻是如此淡薄？就連許多俄羅斯人也都無法準確記得當時的情況；而他們那時候的心境，便和我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蒼白，一點也不覺得那天有什麼了不起。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莫非身處歷史關鍵時刻，可能也會有越近核心，感覺就越是模糊的情況？
然而，許多年後，由於人類記憶的遊戲，也許過去已久的事情反而會變得豐富起來；甚至連原本寡淡無措的心境也開始被一種敍事上的浪漫需要帶動，變得濃稠有味。比方說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氣晴朗而乾燥，可是一個克里姆林宮裏的工作人員卻記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冬雪，才足以托顯出這命運一日的悲劇感呢？
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王朝的覆亡，事後回想，總是帶着這種悲劇式的美感。那種悲涼和滄桑，足以叫人暫時抽離出那個時代的不可愛，以及那個王朝的一切過犯，是種非常單純的形象審美。好比皇帝自縊殉國的那一天，他最後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無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又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從來拒絕承認對方的東正教宗主教，與天主教樞機，終於最後一次穿上華麗的祭袍，在千盞燭光搖曳下的聖索非亞大教堂舉行聯合彌撒，祈求終結前的垂憐。「蜘蛛在凱撒的宮殿中織網，夜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輓歌」，無論它多麼地可鄙，多麼地罪有應得，一個帝國的殞落至少值得這麼一首淒涼的哀歌吧。
愛爾蘭記者康納·歐克勒瑞（Conor O'Clery）在他的《蘇聯的最後一天》裏，也記下了類似的場面：晚上九點，參議院大廈的外面只剩下司機和少數幾個保安，戈爾巴喬夫辦公室外的整個樓層都空無一人，只剩下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幕僚在房裏喝悶酒。「他感到很受傷，沒有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那些與戈爾巴喬夫保持互稱同志的關係多年的前共產主義者——打電話對他表示感謝、祝賀或對他不能再為人民效勞表示同情。他結束了壓抑，給了人民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引進了讓這些領導人掌權的選舉，但他們卻保持緘默。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想，他們現在都處於狂喜中，忙於瓜分他們得到的的遺產」。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於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告別儀式，於是戈爾巴喬夫的下屬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請來三百多名國內外傳媒代表，辦一場向戈爾巴喬夫致敬以及宣告蘇聯政權終止的招待會。酒店的總管一開始非常害怕這事會得罪新上台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不敢接下這筆生意。沒有人怪得了他，因為他的大腦早已習慣了共產黨時代人民對當權者那種慣性恐懼。好在這家酒店有西方資本合營，這個總統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預定。所以，戈爾巴喬夫的下屬自嘲地總結，在資本主義的道路，「私有化到底是有點好處的」。
最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讓中國讀者見識了以單獨一年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方式，後來我們陸續看到林林總總的類似著作，於是也就見怪不怪了。可最近幾年，又有不少藝高膽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難度挑戰，乾脆用整本書的篇幅來寫一個日子，歐克勒瑞這部巨著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難度在於重構那一天從早到晚發生的事件，必須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檔，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少一點材料都沒有辦法用細節鋪陳出一本書的份量。同時那些文檔和訪談得來的紀錄，還必須經過冷靜的審視與對照，否則囿於記憶的錯誤，有意無意的扭曲增刪，真相就會蒙上一層迷霧，難以還原。而且，說是一天，但為了充份解釋這天一切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突顯這天的歷史意義，你還得補上大量背景，就像黃仁宇動用了整部中國史的理解來說明萬曆十五年一樣，由宏觀入局部，方得以小見大之效。歐克勒瑞以非凡的耐性和細心去克服上述困難，雖然難說是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豐碩了。難怪此書一出，英語世界的評論普遍稱善。
可是，無論你如何強調歷史脈絡和各種經濟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當你把焦點放在一天，你就很難不遵循傳統，放大當事主角的作用了。如果用棋局比喻歷史，這種寫法就會很自然地把個別棋子的位置和功能當成重點，多於今日學界強調的棋盤上的形勢。所以讀罷此書之後，我們會得到一個印象，覺得蘇聯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之後又變成當前這副模樣，原來多半是兩個人的問題；這兩個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轅北轍，大部份時間都在纏鬥不休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了。作者常常藉着其他當事人的口，引導讀者猜想，要是戈爾巴喬夫當年沒那麼急進，又或者葉利欽沒做過某個決定，事情會不會像今天這般局面。也就是說，這兩個大人物的個性與抉擇，很有可能是後來歷史發展的主因。習慣「長時段」思考問題的人，或者會反駁，指出就算沒有戈爾巴喬夫這個人，蘇聯的實際情況也會為它自己生出另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不過，歷史確實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份的蘇聯觀察家看來，蘇共保守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發動的政變是合邏輯的，因為這種政權就是會有一股力量試圖撲滅改革得過了頭的火苗。假如蘇聯是垮在因為這場政變而誘發的內戰或革命的話，那也完全合乎預期，因沒有人能相信蘇聯還能以另一種方式——一種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後來真實的結局那樣——完蛋。偏偏還有一個大膽衝動的葉利欽，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竟然就使得那次很合預期又很合邏輯的政變無疾而終。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擾動「長時段」趨勢的個體？
為什麼直到一九九○年，連中情局那些理該很懂趨勢的專家還都預估蘇聯能夠再活一段日子，一轉眼，這個曾經支配半個地球的強權就突然消解得悄無聲息？歐克勒瑞大概就是用這本書來回答大家，那是因為我們站得還不夠近，看不見兩個關鍵人物的表情，以及臉孔背後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們想像的重要。從蘇聯國旗的沉降，新舊政權交接時的紊亂，一直到戈爾巴喬夫最後所面對的眾叛親離；隔着距離，我們都可以像欣賞悲劇一樣地來感慨這一系列帝國瓦解的敗象。但對俄羅斯人而言，關於這一天，他們記住的卻是越看越窩囊的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演說中的虛弱形象。自此之後，這個毫無美感可言，絲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嘆的日子，就成了許多俄羅斯人創傷性的集體回憶。有些人忽然「記起」那天自己是多麼地憤怒，而不是歡呼慶祝。自此之後，他們開始期待另一個形象，一個能替他們雪恥復仇的強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