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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的摩騷亂:種族歧視背後的階級背景

【巴爾的摩騷亂:種族歧視背後的階級背景】
文/Jasz

不能被披著種族衝突外衣的階級矛盾混淆視聽,只有推翻壓迫性的社會結構才是治本之策——看看弗格森事件就知道了。
如果說員警的行為是烈火,那貧困和無望就是乾柴。
——David Nicklaus, 《聖路易士郵報-電訊》

弗格森騷亂才過去幾個月,另一場類似的事件再次爆發,只不過上次的弗格森只是一個小鎮,這次換成了主要城市。當地時間4月19日,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在被員警逮捕一周後死亡。此後不久,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北巴爾的摩地區舉行示威活動,活動逐漸演變成暴力事件。

為什麼這樣的騷亂一再發生?槍殺只是導火索。美國黑人被員警槍殺並不罕見。從六十年代的瓦茨到92年洛杉磯再到13年的法拉特,此類事件也引起了多次抗議。有研究發現,在美國,平均每28個小時就有一個黑人男性被員警、保安、或者義務警員殺害。黑人被員警槍殺的概率比白人高21倍,每一百萬個黑人中就有31個死在員警手裡。「歧視」一詞無法解釋這麼高的謀殺率。雖然大量心理學研究已經表明,在美國人的潛意識中,黑人跟槍聯繫在一起,這種把黑人和「威脅」、「槍支」聯繫在一起的主流文化是有結構性背景的。

黑人從17世紀以奴隸的身份來到美國開始,就一直處於社會底層。雖然我們現在能看到總統奧巴馬、國務卿鮑威爾,但黑人群體的整體狀況其實沒多大改變。一個黑人能成為精英,說明社會沒有對黑人的絕對歧視,但不代表黑人群體沒有遭受深層的結構性壓迫。某些黑人可以「鹹魚翻身」,但黑人群體依然普遍地遭遇就業歧視、生活在教育品質差的社區並且在代代貧窮中不斷迴圈。幾百年的公開歧視,從奴隸制度到種族隔離法,早已形成文化和社會結構根深蒂固的壓迫。這種壓迫的兩個面相分別是就業歧視和罪行化。

人們形容黑人常常是「最後雇傭,最先辭退」。有研究發現「最先辭退」確實言之有據——到了經濟蕭條的時候,黑人總是最先被辭退的[4]。因為資本在美國(由於技術進步人力需求減少以及工業搬遷到第三世界)已經用不著這麼多人來生產剩餘價值,所以它們對待基層勞動者可謂呼之即來、揮之即去。2012年,黑人的年平均失業率是11.6%,而白人的平均失業率僅為5.1%。即使經濟蕭條中的全國年平均失業率也只有6.7%,[5]美國所有有色人種都面臨就業歧視問題,但黑人尤甚。

黑人的失業還反映在家庭年平均收入和貧困率上,特別是在經濟海嘯時期。2013年,全國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8000美元,自2009年降了3.6%,黑人家庭只有33519美元,降了10.9%。白人家庭的平均總財富本來已經是黑人家庭的六倍[1] ,經濟海嘯更拉大了這個差距。2011年,27.6%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一數位三倍于白人家庭。以發生騷亂的巴爾的摩市為例,該市62萬2千人口當中,14萬8千人生活在官方劃定的貧困線下,亦即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活在赤貧當中;巴城富人區和貧民區之間只有六英里的距離,但是兩個區域居民的平均壽命差卻有20年之多。就業歧視直接導致上述問題,但貧民窟出身,缺乏良好的教育和資源帶來的壓迫機制才是根源。這種壓迫長期邊緣化黑人,他們也因此淪為找不到工作、賺不了錢、資本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勞動力。資本想縮減雇傭規模時,順應一下主流的偏見,隨便安個歧視黑人的理由,就可以把他們扔到一邊。黑人不僅要付出更大代價去當資本的小步兵,同時也是資本隨時可以拋棄的後備軍。

這種後備軍和工人還不一樣,他們會面臨一種特殊的壓迫,像美國黑人就長期遭受暴力控制。被拋離勞動隊伍的黑人,因為找不到任何工作糊口,就會逐漸累積憤怒和不滿,因此美國需要通過武力來維穩。美國有過各種各樣針對黑人的刑法。奴隸制廢除後,美國南部的州政府馬上就通過了一系列的「黑人法典」,嚴格管控黑人的行為,比如把無業定為形式化犯罪並予以重罰。70年代末開始的「反毒戰爭」更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全國性的「反毒戰爭」雖然名義上不針對黑人,但黑人社區事實上是嚴管地帶。「反毒戰爭」的警力經常會闖入黑人社區掃樓,搜捕販毒者。雖然白人和黑人的吸毒率其實差不多,但黑人遭逮捕和坐牢的比例遠遠高於白人。員警的嚴管地帶不可能是一些富有的社區或者體面的白人家庭,打得最嚴重的肯定是毫無保護且常被員警盯梢的貧困黑人社區。這說明管理毒品反成次要,維穩才是重中之重。種族歧視根深蒂固使反毒戰爭變成針對黑人的維穩內戰,國家機器通過刑罰直接對黑人進行管控。現有的統計數字顯示,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有生之年會遭到刑罰,而目前已經有超過4%的黑人男性生活在監獄中[8]。一個人被判刑事罪後,以後找工作,或者向國家申請任何福利都會更加困難,而他/她的貧困與困境永遠都可以「罪人」之名來解釋。國家的暴力機制既是一個控制剩餘人口的必要工具,也是長期維持特定群體經濟邊緣化和受壓迫狀態的機制。

上述事實充分證明,美國黑人被員警多次槍殺,以及後續的一系列激烈行動絕非偶然,而是階級問題引發的必然。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大多數黑人,經濟地位最為邊緣,並且長期遭受國家暴力機器打壓。階級問題就這樣交織在種族問題之中,經濟矛盾也因此日益表現為種族矛盾。被壓迫的廣大黑人群眾,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槍殺,爆發出來的就不只是一分鐘的怒,而是一生的怨氣。因此,這種階級同情就能不斷擴散,即使在幅員遼闊的美國也不例外。弗格森運動的口號「黑人生命有價值」(「black lives matter」),不只是針對黑人被殺,而是針對社會結構潛在的壓迫機制,針對個體被剝奪的尊嚴!

注釋:
[1] http://mxgm.org/…/uploads/2013/04/Operation-Ghetto-Storm.pdf
[2] http://www.propublica.org/a…/deadly-force-in-black-and-white
[3] http://www.unc.edu/~bkpayne/publications/Payne%2006.pdf
[4] http://people.ucsc.edu/…/demography%202010%20-%20last%20hir…
[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these-seven-charts-show-th…/
[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these-seven-charts-show-th…/
[7]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8] http://www.naacp.org/pages/criminal-justice-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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