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哈威談希臘危機與歐洲的兩匹左翼黑馬
文／破土工作室翻譯自David Broder；另感謝讀者Vincent Sung所提供的修改意見。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威最近在il manifesto的談話討論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走向毀滅的可能，以及Syriza和Podemos在反資本主義陣營中所處的位置（破土編者注：Podemos黨是最近在西班牙成立的激進左翼政黨，是希臘Syriza的盟友，該黨在去年的歐洲議會大選中贏得五個席位， 支持率達15.3%，一躍成為西班牙第三大黨，該黨很有可能重現Syriza在希臘的神話）。
79歲的大衛哈威最近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資本主義的十七種矛盾及其終結》，牛津大學出版社），他仍然一邊閱讀馬克思，一邊關注社會運動，並以此來觀察社會的變化。
▍問：哈威教授，您最近的書中認為馬克思選擇的是革命性的人道主義而非目的論的教條主義。那這種革命性的人道主義的實現可能會出現在怎樣的政治空間中呢？
答：這種政治空間不是一個我們需要去創造的東西而是已經存在的。有很多人正在與他們所處的世界相抗爭，他們希望尋找一種更加聯合的存在，希望給他們的生命帶來更多意義。我認為問題在於歷史更悠久的左派沒能把握住當前的運動，而這種運動實際上有能力改變世界。而在當前，人們的這種探索也正在被宗教運動（如福音傳道士）和政治運動所盜用，而且有可能被轉變成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包括老百姓對於腐敗的憤怒，歐洲逐漸勢大的法西斯主義和美國茶黨的極端化。
▍問：您的書末尾討論了三種危險的社會矛盾（不受限制的增長，環境問題，總異化）和一系列的變化方向。這是一種單純的政治計畫，還是說未來的起義將會基於不同觀點的聯合。
答：不同的反對派之間在觀點上的趨同總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我們在伊斯坦布爾的蓋奇公園和巴西世界盃期間的街頭遊行中已經看得很清楚。運動本身是至關重要的，而我還是認為這裡的問題在於左派未能把運動真正轉變成任何東西。這當然有很多原因，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左派仍然像以前一樣關注於生產，而非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依我看，生活中的政治是一個革命能量醞釀的熔爐，這種政治活動能向人們展示，聯合起來的人們的生活會是怎樣，而這種活動更多的是存在於我們生活而非工作的空間裡。Syriza和Podemos給了我們窺探這種政治方式的機會，他們並非單純的革命組織，但他們極大地喚醒了人們的意識。
▍問：在傳統世界看來，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扮演了一個悲劇的角色。事實上它正在挽救歐元，而歐元一直是階級暴力的工具。而且，它正在試圖挽救這個在過去幾十年間阻礙了左派發展的歐盟。你認為它會有足夠的政治空間嗎，還是說最終它會失敗？
答：我不認為預測Syriza的成功或失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很多角度看Syriza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失敗，但我相信長期來看它會取得成功，因為它把那些沒法兒再被輕易忽視的問題放到了檯面上。在當前這個問題是關於民主制度的，尤其是當默克爾已經成為掌握所有歐洲人生殺大權的獨裁者之時，人們不禁要問民主到底是什麼。總有一天，公眾會要求獨裁政府下臺。如果默克爾和歐洲領導人堅持要把希臘趕出歐盟（而這多半會發生），所造成的結果會比他們想像的更嚴重得多。政治家們經常做出重大的判斷錯誤，而我認為這就是其中之一。
▍問：在書中您預測了新一輪的運動。不過也有人對於過去幾年的運動評價不高：阿拉伯之春已經被證明是一場災難，美國佔領運動也沒能把自己變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你認為答案是像Podemos於2011年5月15日所發動的政治運動？
答：Syriza和Podemos打開了一種新的政治空間，因為一些新的事物正在發生，但我說不好這究竟是什麼。當然會有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指責他們為「改良主義「，這也許是對的，但他們至少第一次推動了一些政策。一旦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新的可能性就會出現。這最終會打破緊縮政策的咒語和粉碎三駕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力，也會創造孕育新觀點的空間，而這些新的觀點也會繼續發展。我認為在現在這個階段，像這樣的政黨在歐洲已經是我們能夠希望的最好的東西了，他們正在定義我們政治版圖中所缺乏的左翼力量。他們很可能是民粹主義的，含有所有民粹主義的局限性和危險性。但正如我說，這是一場運動，它打開了政治空間，而我們能用這些空間做什麼則取決於我們了。「OK，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這些空間，我們該做些什麼呢？」
▍問：你認為新自由主義不過是一個轉變的時代，而危機後的資本會通過克服它來重新自組織，還是認為新自由主義會帶著新的力量重新出現？
答：我會說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強大過：緊縮政策如果不是將財富從下層階級和中產階級往上層階級轉移，這還叫緊縮政策嗎？如果我們看看自從2008年經濟崩潰以來，是誰從政府干預中得到了好處，我們就會發現是那1%，或者更確切說那0.1%。你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新自由主義，而我的定義（我認為他是一種「資產階級的計畫」）與其他學者的有些不同。
▍問：1970年代以後新建立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答：比如說，當大眾的幸福和銀行之間發生衝突時，我們會選擇救銀行。在2008年這些規則被直接地使用了：我們拯救了銀行。但我們也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先去解決那些被逐出住房的人們的問題，解決他們對住房的需求，然後再去解決金融的問題。同樣的事情也在希臘發生了（房貸違約），一大筆救助款直接就被借給了德國和法國的銀行（而沒有去救擔負不起住房的人們）。
▍問：但為什麼政府和銀行之間的轉帳必須要經過希臘這個中間人呢？
答：目前歐洲的金融結構決定了德國不能直接去救德國的銀行，法國也不能直接救法國銀行。沒有希臘處在其中，他們在做些什麼就會顯得太明顯。而像現在這種做法就會看起來好像希臘已經被慷慨對待了，那麼多錢被投向了希臘，但事實上這些錢直接去了（德國和法國的）銀行。
▍問：您提到了1%。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你認為這是一條有用的宣傳語嗎？這個數字真的具有實際的意義嗎？還是說這其實使我們分散了注意力，而不再那麼關注階級鬥爭的概念？
答：如果我們真的堅持「歷史–地理的唯物主義」，那麼我們必須承認矛盾總是在發展的，那麼我們的分類也必須進步。通過宣傳「1%」，佔領運動已經成功地把這個概念變成了一個普遍說法。而且很明顯的是1%的財富的大幅增長，就像皮凱蒂的和其他資料所顯示的那樣。換句話說，採用1%的說法是為了說明我們生活在全球寡頭統治下，這1%與資產階級並不是一回事兒，但卻是其核心。1%是一個關鍵字，它描述了全球寡頭在做什麼，在說什麼，和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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