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嶸仔＠運動公社
國際足協大選前夕，瑞士警方應美國要求拘捕準備參加國際足協大會的多名世界球壇重量級人馬。同時，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包括兩名國際足協副會長在內的十多人。消息傳出後，歐洲足協表態支持挑戰白禮達的約旦王子阿里（當然這不代表所有歐洲國家的足總都投票給阿里）。除了歐洲足協外，在選舉前公開表態支持阿里的還有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足總。這四個國家都是地理上在歐洲以外的西方國家。
而一直對抗西方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卻替國際足協辯護。他指美國干涉國際足協事務是別有用心之舉。白禮達在高票當選連任後亦曾對瑞士媒體指美國方面提出起訴，以至英國傳媒數年來一直對國際足協窮追猛打，是因為兩國在競逐二○一八及二○二二年世界盃主辦權失敗之故。白禮達也暗示對手阿里其實是美國的棋子，因為約旦王室本身就和美國是盟友關係。普京挺身而出和白禮達的言論都反映出白禮達能長年連任和反西方情結之間的關係。
夏維蘭治路線
白禮達雖是瑞士人，但其主要的支持者不是來自歐洲，而是亞非拉地區。原因是他是師承其前任夏維蘭治。夏維蘭治是國際足協史上首名非歐洲人會長。他在一九七四年大選中擊敗競逐連任的英國人羅斯。羅斯敗選的其中一個主因就是他在南非問題上被指偏袒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政權。相反，夏維蘭治表明如他當選會長，只要南非繼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他將不會允許南非重返國際足球壇。當年的非洲國家對南非黑人有手足情誼，大多支持南非黑人的鬥爭，而且認同要以體育制裁的手法向南非白人政權施壓。夏維蘭治的立場自然替他爭得不少非洲國家足總的支持。
除了在政治議題上鮮明地與第三世界站在同一陣線外，夏維蘭治在上任後亦積極尋找資源支持第三世界的足球發展。跨國品牌的贊助費用和來自電視轉播權的收入為國際足協提供大量資金。而這些資金不少都被轉移到世界各國足總以發展足球。在政治立場上向非西方世界靠攏，在資源分配上為非西方國家多做事，就是夏維蘭治能在位二十四年的主因。作為夏維蘭治欽點的繼承人，白禮達也是這條路線的實踐者。
白禮達抵禦歐非聯盟
由於國際足協會長選舉是採取一會一票制，西方或者歐洲國家的足總只佔少數。歐洲勢力要重奪國際足協會長一職，光是自身團結也沒有用。九十年代中期，當時的歐洲足協會長祖翰臣對大位虎視眈眈，於是歐洲足協就和非洲足協大搞合作計劃，在資金和技術上支持非洲足球。但祖翰臣卻在接受祖家瑞典報章訪問時犯了大錯，說了一句被指帶有歧視黑人成分的說話。另外，祖翰臣經營的是與非洲足協高層，而準備接替夏維蘭治的白禮達則選擇逐個擊破的策略，親自拜訪各非洲國家足總首腦。最後祖翰臣在一九九八年大選被白禮達擊敗，歐非聯盟未竟全功。
四年後歐洲足協和非洲足協捲土重來，而今次推出的人選則是身為非洲足協會長的喀麥隆人Issa Hayatou （ 哈雅圖） 。縱使同時有國際足協秘書長Michel Zen-Ruffinen 發動叛變指控白禮達獨裁，而且當時國際足協因為多年的市場推廣伙伴ISL 破產而陷入財政危機，白禮達仍然勝選，哈雅圖的票數比四年前的祖翰臣還要少，可見不少非洲國家也沒有支持哈雅圖。白禮達成功擊退哈雅圖的殺手鐧就是為落後國家提供更多資金以發展足球的GoalProgramme。
西方世界的雙重標準
當然會有第三世界足球官員藉國際足協的撥款圖利。但對足球地位處於邊緣的國家足總來說，沒有這些資金，根本就沒有可能改善設施或者提升實力。事實上，阿里的政綱也強調將資源分配予各國足總的重要性。但當西方媒體傾向以為白禮達買票的角度來理解Goal Programme時，阿里提出的主張卻不被視為買票伎倆，甚至被捧為改革派代表（當然也不能說這描述沒有根據）。這已有點雙重標準的迹象，而西方世界的雙重標準也絕不止於此。
白禮達被西方媒體視為貪腐集團的首領，但曾受歐洲足協支持，後來又與白禮達結盟的哈雅圖本身也不見得是品格經得起考驗之人。身兼國際奧委會委員的他因為涉嫌在九十年代收取ISL 的回佣而在二○一一年被國際奧委會譴責。既然歐洲人當年也不介意支持哈雅圖，而且正如白禮達所言，歐洲足協本身連一個獨立的道德委員會也沒有，白禮達的支持者在看見其身不正的歐洲人以貪腐為理由試圖推倒白禮達，又會有何感受？
追打卡塔爾卻放過德國
更令人側目的是西方媒體在世界盃爭主辦權這事上的取態。卡塔爾得到主辦權後，西方（尤其是英國）媒體均指控卡塔爾是買下世界盃主辦權。但德國爭得2006 年世界盃主辦權的一幕，也絕對難以稱得上是乾淨。當年白禮達公開聲稱要將世界盃帶到非洲，南非遂成為奪得主辦權的大熱門。怎料最後開票出來，德國以一票僅勝南非。當年大洋洲足協高層的意願是該會會長CharlieDempsey 應在英格蘭出局後支持南非，但Dempsey 卻選擇在英格蘭出局後離開會場，變相造就德國勝出。不過西方主流媒體卻沒有像追打卡塔爾那樣讓此案在公眾視野中燃燒下去。
今次國際足協大會那天，剛果民主共和國足總會長Constant Omari 對法國一個電台指當年德國人也是買下了大洋洲一票，但因為贏家是德國人，所以沒有人談論。事實上，在英語世界早已有人爆料指控德國當年使用骯髒手段買下世界盃主辦權（ 見John Sugden、AlanTomlinson 合著的Badfellas: FIFA Familyat War 和Andrew Jennings 的Omertà ：Sepp Blatter's FIFA Organised CrimeFamily）。但西方主流媒體卻從來沒有要求國際足協撤回德國的主辦權。另一方面，在二○一八及二○二二的申辦爭議中，或許除了荷蘭／比利時外，其他包括英格蘭、美國和澳洲等在內的西方國家，其申辦手段都不是沒有道德瑕疪。英國媒體只將矛頭指向卡塔爾和國際足協而堅持純粹以受害人的身分看待自己，其結果就是令人覺得西方仍然充滿對新興國家和第三世界的偏見，和令人質疑所謂民主、透明、廉潔的精神，只是西方世界用來維持自身優越地位的幌子而已。
全球無權者的團結
對突然宣布下台的白禮達和那些被捕的足球權貴，我們不用同情。但環繞國際足協的權力鬥爭，其實就是提醒我們經濟上的不平等如何窒礙了進步價值的實踐。民主等價值理應是普世都應追求的，但西方世界透過掠奪和剝削落後地區而得到今天的地位，這原罪加上西方自身沒有以身作則、卻給予了非西方世界藉口去合理化自己的不當措施。
另外，如果所謂的改革集團其實也不是真的乾淨，那麼在兩個集團中兩害取其輕，也不見得會帶來進步的改革。白禮達雖然得到大部分非西方足總支持，但他倒台和他的多個盟友被捕，全球不分地域的球員和球迷都叫好。西方和非西方的球員和球迷都不滿權貴們中飽私囊，將球員的血汗和球迷的熱情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球員以至球迷如何跨國連結起來，在這個改革契機凝聚力量，或許才是國際足球能否實現進步改革的關鍵所在。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