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哈蒂爾以九十二歲高齡，帶領所屬政黨勝出馬來西亞大選，顯示他有極不尋常的意志和魄力。事實上，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當全世界陷入恐慌，馬來西亞是少數不採納國際貨幣基金（IMF）專家建議的受影響東亞國家。
在馬哈蒂爾的領導下（暫不討論他打壓異己的紀錄），馬來西亞實施管制措施，限制資本流動。華爾街以及主張市場至上的IMF經濟學家對此大加鞭撻，預言管制措施嚇怕外國投資者，資金流入枯竭，又無法阻止資金外逃的黑市交易，經濟將嚴重受損，卻無法解決問題。但事實證明相反，馬國的資本管制措施——只實施一年---使利率維持較低水平，部分廠商不致破產，政府用於替她們紓困的資金減少。低利率水平有助刺激經濟復甦，亦可減少發行公債的金額。結果，馬來西亞復甦的步伐確實更迅速，衰退程度更小，有礙未來成長的債務負擔也輕得多。
比起採用IMF緊縮政策（首席常務副理事Stanley Fischer曾於九七年十二月的《金融時報》撰文為IMF政策辯護，認為要設法令受風暴影響國家維持預算的平衡）的鄰近國家，像泰國，馬來西亞在金融風暴侵襲下，受到的傷害少得多。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一書中對這段金融歷史有細緻的描述和深入的剖析（註一）。
這段影響深遠的歷史，就好比一次大型實驗的測試結果——這個實驗姑且叫新自由主義革命，始自八十年代美英兩國領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以及一群以佛利民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他們吹嘘市場有自我調節的功能，為了令市場效率提升，促進經濟發展，造福人群，主張撒走盡可能多的政府規管，稅率也越低和越少越好。
香港的經濟自由稱冠多年，繁榮安定，正是他們眼中的示範城市。現在這城市的人感受到放任市場多年所帶來的沈重代價：貧富極度懸殊，領展這些經濟霸權任意妄為，中小企失生存空間、年輕人失去發展的機會和希望。盲目崇尚競爭只合理化弱肉強食的經濟掠奪行為。樓價和租金遠超出常人負擔能力，主流經濟學者仍將之定性為供求問題（所以要搵地和造地，王于漸還鼓吹更大規模的公共資產私有化），無視外資湧入令市場功能完全失效，對症下藥要的是保障港人居住權，制裁囤積居奇（地產商口中的土地儲備難聽過粗口），以及推行一切必要的監管及引導措施。
筆者不是迷信大政府，更不是社會主義信徒。著眼於港人福祉，我們不能迷信獨步單方，而是要在純粹市場自由和政府監管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對不同問題有針對性的處理措施，又不失宏觀而長遠的益處。首先是總結教訓。之前我評論過，張五常等經濟學者兼輿論權威對最低工資實施後的影響預測錯誤，卻無向公眾交代以至承認責任。亞洲金融風暴，馬國適切的管制設施，同樣重重摑了這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一巴掌。他們同樣沒有正視這個反例對其經濟主張構成的重大質疑。
香港至今仍受著他們的思想主導，一說到抽空置稅、資產增值稅和推行租金管制，馬上就有人本能地反對，說會削弱競爭力，影響外資流入，損害經濟發展云云。但從馬來西亞應對金融風暴的例子中，看得到這些講法是欠根據的。香港人若不破除對放任市場的迷信，擺脫這些意識形態的束縛，再大的土地辯論，都不會切實改善到我們的住屋問題；再多的創新科技，亦無助扭轉產業單一化的畸形現象。全民最終還是窮一生血汗向大地主進貢，換來一身勞損與病痛，晚年更因欠缺政府保障而生活堪憂——香港出名富庶，競爭力高又有何用？
註一：Stiglitz曾擔任世界銀行顧問及副總裁，對主導全球化的三個重要組織——世銀、世貿和國際貨幣基金（IMF）——有非一般象牙塔學者所能有的深入了解。他形容這些機構的決策「摻雜了意識形態和劣質的經濟學，有時教條之上還像籠罩著一層特權的外衣」。由這些國際機構所主導的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給開發中國家帶來遠超必要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