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由於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把香港政改，與伊朗式民主作類比，我受邀在香港電台講解伊朗政體與目前所面對的現實政治，香港某些政治派系也因而來了一場大討論。其實，我很難說這是一場討論，因為當中不見理性，張冠李戴，只要你不按西方標準去鞭撻伊朗式民主，便是去稱頌之，並為獨裁者張目，繼而為中共張目。
接著怎樣呢？他們即開動攻擊機器。敵人就在這兒，然後去捉鬼。香港的討論氣氛愈來愈不健康，動軌得咎，陷入絕對主義。有台灣朋友告訴我，這場伊朗式民主的爭論竟然也波及到台灣，有台灣網民加入論戰。那麼，請容我在此分享一下我在伊朗的見聞。
老實說，我們厭惡專制的共產黨，並不表示與之對陣的英美政客，所言皆正確。彭定康以伊朗式民主來比擬香港式民主，在香港人心中固然可收恐懼之效，因為一提起伊斯蘭國家，我們已感不安；嘩，還更是伊朗，這個美國口中的「邪惡軸心」，國民一身黑袍（事實非如此 ) 的神權角度，難道香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邁向一個黑暗世界？
我認為，不要由於伊朗和香港都設有用來篩選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便把兩個地方劃上等號。這兩者無論在歷史文化，以至地緣政治，可說是完全不一樣。不過，我想指出的是，即使某國的制度完全按照英美那一套倒模，但如果它不是站在英美的一邊，選出來的領導人更與英美對著幹的話，英美一樣認為這個國家不民主，甚至在沒有證據下，指控領導人靠賄選取勝。
總之我說你不是就不是，而且可與反對派密謀推翻你。例如拉丁美洲，大部份國家都是美式民主制度，美國可曾給與應有的尊重？
再回看英美那一套具有國際標準的民主，兩黨制一樣只許兩個政黨把持民主的遊戲，第三政黨及獨立人士，根本無法上台。這說明甚麼？民主有待不斷發展，大有要改善的空間。
至於伊朗與香港，單是地緣政治已不可同日而語。北京政府把政改步伐提升到國家安全，當中有多少水份 (誇大 )，大家心知肚明；但伊朗的確面對嚴峻的國家安全威脅。我在去年曾採訪伊朗大選，感受特別深刻。
記得在零九年的伊朗大選期間，國際媒體給予頭版報導，皆因當時氣氛比去年熾烈得多，保守派與改革派候選人鬥得你死我活，大批改革派支持者不滿選舉結果，指有舞弊成份，不斷上街抗議，當中大多數為年輕人，還爆發了一場被西方稱為的「綠色運動」( Green Movement )，看在國際媒體眼內，以為顏色革命一觸即發，怎知最後「綠色」退潮，內賈德在爭議中連任，而改革派亦遭大舉鎮壓。在這方面，伊朗最高領導層盡顯其專橫拔扈。
與伊朗年輕人談起零九年的大選，他們仍猶有餘脅。有一位曾參與零九年示威的女大學生說：「在我心底深處，那道傷痕還在。」
去年大選，當外界奇怪伊朗會否有大變的時候，在哈梅內伊影響下的監護委員會，即排斥改革派，他們所批選的八位候選人，全屬保守派陣營。以前哈梅內伊還會容許改革派上台，但他去年以穩定為由，對總統候選人抓得特別緊。沒錯，這的確有違公平競選的精神。
另方面，美國對伊朗的追擊，可謂是不遺餘力。在伊朗大選前夕，美國宣佈進一步制裁伊朗，這一輪制裁主要針對伊朗貸幣，目的是令伊朗貸幣被大舉拋售，如火箭般眨值，伊朗人民卻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們面對飆升的通貸澎漲和高企的失業率，抱怨聲不斷。
貸幣制裁實施後，伊朗貸幣里亞爾(Rial) 對一美元，立刻從一萬多下滑至三萬六，通貸澎漲則上升至百分之三十多。這只是官方數字，真正的通貸澎漲數字應該更高。
美國為甚麼要在大選時候加大制裁？這真是司馬昭之心了。美國認為制裁可令伊朗人怨恨政府，不去投票。低投票率可令伊朗新政府更缺乏正當性，加上民生不穩，社會不安，美國期待人民起義。
美國《紐約客》雜誌資深記者Seymour Hersh早有報導，美國手上有兩個選擇，一是在伊朗尋找代理人，拉一派打一派，讓伊朗內部推翻現有政權；另一選擇便是戰爭了。
事實上，過去幾年，美伊因核問題爭拗不斷傳出可能訴諸戰爭。對美而言，「邪惡軸心」不能擁有核能源。究竟美國是否以核借題發揮，實為顛覆伊朗？就請大家自行判斷。
如果戰爭不是最好選擇，那麼，由內部推翻神權又如何？當零九年「綠色運動」爆發，西方立刻稱之為革命。但當時抗爭者高喊穆沙維這個改革派候選人名字，他們希望改革派取代內賈德，未有打算立刻推翻神權，這即不是要革命。
「綠色運動」受打壓之後，「阿拉伯之春」便發生。現在，一講起「阿拉伯之春」，伊朗人都會搖搖頭，特別面對鈙利亞殘酷的內戰，他們似乎給革命嚇怕了。
一位伊朗藝術家向筆者說：「革命意味把現有制度推倒重來。你們在外頭看伊朗，可能認為這個神權制度需要改變，但我們伊朗人一直在伊斯蘭文化傳統裡生活，我們不是要否定伊斯蘭文化，而是否定那些不能把國家管治好的政客，我們追求具道德標準、合乎人道的廉潔政治。」
諷刺的是，這個神權角度乃是一九七九年革命的產品。一九七九年，伊朗人對當時執政的巴列維國王深惡痛絕。巴列維是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他企圖把伊朗帶上全速的現代化列車，可是，世俗化同時又迎來靡爛生活和道德標準下滑，貧富落差嚴重。為了重整道德，人們仰望信仰，革命遂把伊朗帶向政教合一的制度，以顯示人民對宗教信仰堅定不移。就這樣，伊斯蘭共和國誕生了。
伊朗人似乎已經厭倦革命。要改革不要革命，變成了去年選民的共識。但哈梅內伊屬意強硬派的德克蘭市長，選民本以為連改革也無望，怎知大選前夕，改革派改變策略，支持保守溫和派的魯哈尼，雖然有選民認為他不會帶來大變，畢竟他是改革派唯一選擇。最後，集中力量支持魯哈尼的策略奏效，扭轉本來改革無望的局勢，選民為大選結果，走上街頭歡呼慶祝。
結果，魯哈尼上任一年以來，沒有令改革派失望。他除了改善與美國關係外，最近更公開表示人民有權透過舞蹈表達快樂，並釋放那些自拍跳舞上載網上的青年，似乎有慢慢放寬伊斯蘭律法的舉措。
看來，伊朗雖然先有篩選，才給予人民一人一票，但人民的投票意向，精神領袖還是控制不了，選民仍可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左右大選的形勢。
當伊朗人滿足於一個保守溫和派總統，難道我們可以指摘他們窩囊，不抗爭到底嗎？請想想，伊朗式的民主，美國對此是否也有一點「功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