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
上次跟你通信，原來是年半前了。近半年來，我正享用安息年假，離港專心寫作，沒想到收到你的來信。
你說得對，相信中梵即將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框架協議。對此，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公開表達憂慮，這與梵蒂岡高層的樂觀態度，形成強烈對比。作為教友的你，問我該如何看是次爭論。我認為，我們不應忽略協議背後涉及的深層問題。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梵關係走過曲折的道路。自中共建國以來，因著拒絕接受政治力量的操控，不少神職人員及教友受到政治衝擊，甚至被中共以「反革命集團」罪名拘捕。中國政府為分化在信仰上效忠教宗的教會， 在1957年支持「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成立，並且在翌年，更違反天主教傳統，首次舉行「自選自聖」主教。此後中梵關係可說陷於歷史低谷。不過，不少神職人員及教友，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仍堅守信仰，展現無比堅毅的信德。
今天中國天主教形成的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並存現象，可說是這段政權干預宗教的歷史結果。家明，你是否仍記得我在課堂上提醒同學，要避免簡單的二元思維，即使在愛國教會內，仍有不少忠於信仰的教友。但同時我卻指出，愛國會及主教團作為中國政府扶植的愛國宗教團體，事實上是黨國宗教管理體制的一員，而非單純的宗教組織。這些愛國宗教團體的存在，說明黨國不容許完全獨立自主的民間組織，所謂「獨立自主」、「民主辦教」，只是一種偽裝的政治口號。政治權力以不同形式（當然包括主教的人選）掌控宗教事務，充分反映出中國宗教自由的殘缺。
是次中梵協議的爭論焦點之一，是中梵在主教任命問題上的共識，是否可以樂觀地理解為中國天主教會的合一？特別是，為了促成這個合一，要求長期為信仰受苦的地下教會作犧牲，是否合情合理？
協議容許教宗可以有權批准任命主教。但只要熟悉中國政教關係者都了解，中國政府絕不會放棄對宗教領導人的實質任命。因此，日後經過「民主選舉」及「中國主教團任命」這兩個程序送到教宗面前的名單，一定是經過統戰部及宗教局的「篩選」。雖然協議容許教宗作最終的委任，但獲得中方認可的主教，一定是在政治上安全系數極高的人選。
相對而言，梵方的讓步卻遠比中方為大。因為教宗需要寬免七位非法主教，甚至要求2位地下主教作犧牲，讓出教區主教的職分。此舉表面上是一種合一的修和，但對於半世紀以來一直堅持信仰的地下教會，卻是極大的傷害。沒有公義作基礎的修和，是否真正的修和？對於許多為信仰付上代價的神職人員及教友，如此犧牲，又教他們情何以堪？
更嚴重的是，協議將原來在黨國體制以外的地下教會送進「鳥籠」之內，需要接受中共宗教管理體制在各方面的控制。梵方消息人士期望，日後可以爭取擴大鳥籠空間，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近日甚至有梵方高層盲目地讚美中國，被視為討好中方的政治獻媚。這些為合理化中梵不對等協議而作的各種辯解，根本完全無視黨國控制宗教的政治現實。
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George B. Shaw）曾說：「理性的人改變自己適應世界；不理性的人試圖改變世界順應自己。因此，所有進步都依賴不理性的人達成」（“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one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Therefore, all progress depends on the unreasonable man.”）今天，對中梵不對等協議持異見者，一定會被視為不夠務實、不識大體、不懂策略；但所謂務實、大體與策略，真的能帶來好的改變嗎？信仰的理想，不是應該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嗎？其實，教會歷史已經給我們明確答案。
今天是大年初二，剛好踏進教會節期的四旬期。昔日主耶穌在曠野四十日，拒絕惡者的試探──不是為求存而讓石頭變成食物、也非為彰顯自己能力而試探上主，更不會為權柄與榮華而向惡者下拜。讓我們也在四旬期默念主的教導──「不叫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並切切為中國教會祈禱。
你的老師
邢福增
2018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