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李光耀可算是現代史上其中一位極受爭議的歷史人物，又或者說，他是歷史上少數所作所為足以留待當世爭議的人物。
活在英國在遠東盛極而衰、冷戰進場非殖民地化蔓延的時代，帶領新加坡由一個舊殖民地的地理概念，成為一個國家。坊間對他所足稱道之處，扣連在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之上；對他的非議之處，是他為國家擺脫『被逐出』的陰霾，卻依舊以保守思想對國家實行強權統治。在經濟成就上，或許部份人會對李光耀的努力大加稱許，但更多的是提及其『亞洲價值觀』的時候，換來多數禮貌上的無言，沒有人真的認真接受，和少數人道破其寡頭封閉的本質。
一個冷靜的現實人物，為着保護自己的生存，以及發覺事有蹺蹊的眼光，使他在日軍征服新加坡後，躲過針對南洋華人的大肅清，隨後又擔當日人的職員以求生。這份現實冷靜的本質，與他同樣現實而精準的眼光，一直貫穿一生。生活於世家大族的李光耀，以其出身萊佛士書院、留學英倫修讀法律的背景，以其法律專業投身協助工人運動之中起家，使自己在殖民勢力退場，走向自治的時候，得以累積名氣，和政治實力，使自己成為大概是當日英聯邦世界中數一數二至為年輕的總理。
面對馬來亞先一步組織自治，面對冷戰對立的時刻，李光耀力主併入大馬來西亞，集中各州屬的力量，防止共產主義滲入；同時也借與馬來亞統一的機會和方針之爭，在反共的大氣候下，對社民左翼連消帶打，把林清祥等工會分子逐出人民行動黨，其後在左翼全線缺席國會的失誤下，鞏固自身勢力統治在新加坡的力量。
面對執政巫統集團傾斜馬來人的統治，他提出『這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不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打着平等的旗號挑戰巫統集團的主導地位。當然，現實利益來說，這也能令他步向更大舞台，但最後，不知是意料之外，還是盤算之中的鉅變，新加坡被逐出聯邦，被迫獨立，由他帶領一個除了港口和人口外別無所有的城市。
當然，接着就是他被稱許為奇蹟的治國歷史，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道路，在此毋須重覆；但也是赤裸強權的顯現，惡名昭彰的《國內安全法》能夠不經審判就無限期拘禁異己，以司法手段打擊政敵，致使反對黨被迫退出選舉，政敵如惹耶勒南被控訴至失去議員與律師資格，或者被迫流亡海外數十年之久；對付傳媒質疑，則動輒以誹謗罪控告。在一黨獨大政治的國度，議會和內閣在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下主導，司法機關在人事任命等環節也不可能自絕於體制以外，但李氏還將一系列令人質疑的勝訴視之為許。
或許廉潔也是推動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當日李光耀就率領內閣身穿白色恤衫，以示乾淨廉潔。乘着世界工業化由歐美轉向東亞，新加坡與其他東亞地區成為世界工業增長之地，當中固然不無關係。但同時，李氏家族佔據政府顯要，政府投資的實業也掌控國家的情況下，利益關係無人理清，所謂乾淨廉潔也一直為人側目。
長此以來，由於冷戰外交上謹慎處事，既為英國退出遠東前與美國主導太平洋局勢的反共夥伴、憑藉經濟投資等方式攏絡中國大陸、交好於還在蔣家王朝統治下的台灣、以新加坡領先他國的發展縱橫於東南亞合作之中。當然，一個小國坐擁其緊守馬六甲海峽的地利，通過建立經濟地位，和袖珍而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外交上不容忽視，但各路交好與所謂奇蹟，也難免只是互為因果關係，因成就而得到稱許，亦因稱許而把成就進而放大。
-------------
一直以來，西方學者檢視六七十年代東亞經濟起飛，往往會把獅城和香港當作是雙子城市，一如威尼斯和熱那亞；而今時今日，香港人在多年經濟困局之中，也對新加坡投入羡妒的寄託，一如對澳門、上海、南韓也有着人睇人好的盲點。但彭定康當年講得好：
『如果我去叫香港人不要吐痰，不要食香口膠，不要吸煙，香港人會把我視作傻瓜不理。有時我會覺得新加坡當然很成功，但當地卻一直被告知，如果想維持繁榮安定，就要乖乖聽話。』
簡簡單單，就顯示兩城的差異。當然，這是最後一任港督政治上刻意鋪陳的讚美語句，但這份自由卻也是應當鞏固的一點，如果殖民年代沒有人認真對待這些優點的話；同時，這也是現今最受威嚇的一點，在這十七年中我們經已領教過多次的威嚇。李光耀的神話無疑是成功的，但神話始終是神話，不能比失敗的神話有截然不同的虛幻之處。
經濟發展的確是奇蹟，外交地位也得來不易，種種判斷也極為精準，顯示李光耀首屈一指的能力，但精準判斷背後帶來的權勢和統治基礎，也是同樣出自其現實的眼光和冷靜的手段。連帶管治新加坡的高壓也是有助其自利的產物，只要選民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就會受到政府忽視社區設施的報復。原諒我這樣說，當日他爭取有一個全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但他還給現實世界的是『新加坡成為了他的國家，而不是新加坡人的國家。』
或許我們該想想，究竟李光耀帶來了甚麼。如果因為他做了一個政府本該做的本份，對比其他國家的失敗和停滯而顯得成功，對他褒揚，無疑是言過其實。一個穩定的新加坡，的確令族群矛盾沒有發生；一個發展的新加坡，的確令國民免於匱乏，一個或許算廉潔的新加坡，的確令社會安心。但生活富足不用流血是政府的本份，他管理一個國家就應該如此去做，反之公平的社會、自由的空間、開放的政制，也同樣是善治的基礎，但他卻不屑為之。
面對現今世界資訊發達，個人的思考與自由也隨之而發揮，維持強權而單一的統治，不可能為這個年代而接受，事實上，我們也知道新加坡人對政府的方針出現前所未有的疑問。早於他身故，他所標榜的亞洲價值觀體系也遠去多時，根本與亞洲今後發展相異，只是李光耀一廂情願的威權資本主義理念，自由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東西，但可以防止最壞情況發生，這也是我們為甚麼看到一個開放、多元的價值應為社會基礎，一個個東南亞國家越見民主，難免前路跌宕，但長遠總比『家長制管治』為之堅強。在其塵世的一生中，李光耀不計手段做了相當多事情，令人瞠目結舌，但除了歸結不可重演的強人政治以外，偏偏就不曾留下最合理的選項給他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