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Mart 的白皮膚外表是他成爲「香港人」最大的障礙，那麼，伊莎貝拉的問題剛好相反 － 她擁有黃皮膚黑眼睛，耳垂以下的長髮燙成金色，活脫脫是本地潮女一族，自動被歸類爲「本地人」，承受著社會對「本地人」的一般行為規範與期許。然而，對於這個身份，她卻不盡理解，甚至可以說是有點被硬套的成份。
伊莎貝拉的父母是香港人，早年移民英國；她本人在倫敦出生、長大，自從四歲上學後就很少說廣東話了。雖然擁有香港居民身分證，每年也回港探親，但香港在她的身分認知裡，香港不過是親戚居住的城市。
伊莎貝拉大學畢業後，想往外闖一下，念文學、立志當作家的女生，首選是美國文化之都紐約。可是，陰差陽錯下，伊莎貝拉獲得香港 TimeOut 雜誌的見習機會，正好趁機會探索這個既不熟悉也不陌生的亞洲城市，就決定回來工作兩個月。誰知一住，就是四年；當年的見習生，輾轉做過其他雜誌後，也成為 TimeOut Hong Kong 的文化主編。這也是伊莎貝拉愛香港的原因：「跟其他大城市相比，香港是其中一個善待年輕人的地方。如果你年輕、有幹勁，正嘗試開展自己的事業和生活，香港提供很不錯的土壤。這個城市每時每刻有事發生，而且各個專業之間的邊界比較含糊，機會多的是，感覺像吃自助餐，每樣菜餚也可嘗一點；只要你能追上城市的步伐，很快就能在事業上取得小成就了。相比之下， 在紐約、倫敦等城市，很多專業有既定的規範；沒有事業基礎的年輕人要幹一番事業，就難得多了。」訪問之時，伊莎貝拉已離開香港，到紐約找寫作機會。她這樣回憶生活四年的城市。
雖說香港機會很多，伊莎貝拉在事業上卻不無掙扎，而這種掙扎，跟身份認同有很大關係。「我是個作家／記者，寫作是我的工作。然而，當你無法找到自己的定位，就很難理解、書寫你身處的城市。來香港後有一段時間，我都在適應文化衝擊。我在英國出生、長大，習慣在一個白人的城市生活；我是他們的一分子，他們不會用奇怪的目光看我。可是在香港，天啊所有人突然都跟我長得一樣了，而我卻不是他們的一分子：我總覺得街上的人都奇特的目光看我。」定位上的困難，間接影響了她的寫作：「要從新適應一個以中文爲母語的地方，對我來說也很難： 我不停問自己，我為甚麼要用英文寫作？我到底要寫甚麼？寫給誰看？我開始覺得自己說英文是虛偽的表現：從前我外公就經常怪我沒有學好中文。我每次用英文寫作，都很有罪咎感。這些掙扎，反映在我的小說文字裡，成了自憐自嘆的絮語，於是我索性不寫小說 － 小說不應該是純粹記錄個人掙扎的載體，應該言之有物，這點很多年輕作家都忘了。」不寫小說，伊莎貝拉把精神都投放在散文／報道寫作中，有意識地向英語讀者介紹本地文化活動。「這算是利用我的身份，寫點有意思的東西吧！」
有趣地，伊莎貝拉的身份也成為她探索城市的最佳工具 － 她看上去是香港人，會說一點廣東話，對於一些本土小店、食肆對她的「防範」也就少一點。「當然，人們還是會問我從哪裏來，為甚麼說廣東話有口音，我有時候也還會不舒服。可是，相對於倫敦和紐約，我覺得香港人是很友善的 － 他們問，是出於好奇。在美國，黑人所受的惡意歧視嚴重很多呢！」她說。
伊莎貝拉在港的四年，可算是香港政局最動盪的幾年，半年前的雨傘運動，對於社會各界啟示猶深。伊莎貝拉作為媒體工作者，理應收到第一手資料，做出跟進。諷刺的是，由於媒體工作實在繁重，她除了自己工作的雜誌外，基本上很少看其他媒體報道，結果到雨傘運動正式開始了，她才「臨急抱佛腳」閱讀相關資料。一讀之下，抱著相機走上街頭，從此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在佔領區看見她的身影。伊莎貝拉一邊爲運動的和平非理性感到驕傲，一邊卻爲香港政局感到可悲。「民主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 當然我非常支持民主政制，但世上有那一個民主政制真正公平？再者，即使我們朝向同一目標，沒有清晰領袖和策略的社會運動向來都是很難執行的。看著學生一腔熱誠推動改變，相信改變，我差不多感到可悲 － 他們是那樣真誠，但現實卻那樣殘酷，民主的路如此難走。」
普選之路遙遙無期，香港社會卻先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所有領域，包括藝術、文化、飲食各樣，都必須在政治的語言、框架下被討論。「有時候，連我們選擇跟誰溝通，跟誰割席，都跟政治有關，這讓我透不過氣。尤其是對於草根藝術，這樣的單一討論很不健康。」除了政治，金錢也是主宰城市話語系統的重要元素：「我是一個文化記者，在這個年紀，我還希望吸收更多養份，看到更多層次、面向的藝術 － 草根的、中產的、大師級的、即興的。在香港，我看不到這個層次 － 藝術彷彿不能跟金錢、市場分開，城市缺乏免費的藝文活動，尤其是語言文學方面的。無可否認，藝術文化由多個元素構成，藝術市場肯定是其中一環，但卻不是唯一一環。歸根究底，藝術的本質跟金錢沒有關係。我在香港的時候，成立了 Liars’ League Hong Kong，是每月的文學活動，徵集本地英語小說創作，選出好作品，在不同場所如酒吧、咖啡由演員演繹，參加費用全免。雖然我們無法改變整體氣候，但總算盡了自己的能力，替文化圈加入免費活動的元素。不過畢竟，香港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城市，所提供的文化藝術活動有限，所以我選擇離開，去看看別的東西。」
帶著對香港的種種複雜感情，伊莎貝拉離開了香港，前往紐約。然而，在港生活的烙印並沒有消失：「突然，我又重新回到一個以英語爲母語的城市，四周有很多白人。不過，我發現自己比從前更意識自己的亞洲身份 － 我開始留意紐約的華人社群；我想念香港時會到唐人街走走。有一次，我在華人區找到一個香港人店主，在那裏吃了一碗久違了的麵，開心的感覺難以言喻！從前在倫敦，我無法理解為甚麼華人總是待在一起，為甚麼他們會結伴到唐人街吃飯 － 我從來不覺得有這樣的需要。現在，我好像理解多了。」
人在紐約，伊莎貝拉對香港依然有「家」的情懷。對她來說，家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回憶的軌跡：「家是我兒時在倫敦居住的房子，是我祖父母在溫哥華的祖屋，是我在香港經常光顧的茶餐廳。他們都在我生命的某個時期，給我家的溫暖。然而，這些地方／感覺在現實中都不再存在了 ，只是回憶的一隅，驅使我繼續前行。」
這個訪問來得那樣自然，伊莎貝拉的答案來得那樣準確 － 顯然這些問題，她都想過無數次了，而且依然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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