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進行訪問的當下，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已從撤回惡法的訴求發展至捍衛民主自由的運動。長期漠視民意的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致使民眾力量如濤濤江水湧現，發展至遍地開花的社區運動。奈何政府仍對反送中五大訴求毫無回應，警察作為執法部門，淪為政治工具，爆發一次又一次警民衝突。訪問前幾天的沙田遊行演變成令人痛心的警民衝突，雙方均發生被圍毆的事情，示威者於毫無預警下被警察圍堵，嚇得手足無措。面對更進一步的社會撕裂，唯一可以阻止悲劇的政府卻保持沉默，不理會警方前線的訴求，亦無視數以萬計民眾的聲音。
臺灣市民廣泛關注反送中 影響統獨立場
雖然臺灣媒體都紛紛報導反送中運動，但實際上，臺灣人關注反送中的程度是如何呢？
當問到這一塊的時候，曾經活躍於大埔事件和太陽花運動的馥儀就開始說612事件後，自己在國中同學Line 群組的對話。
「我掉了一條訊息說：為什麼臺灣人要關心反送中，之後一個同學說：網友質問他，覺得臺灣人反對送中的都太大驚小怪，他說條例裡面沒有說明香港的空間，然後有人說條文裡面也沒有說明什麼什麼，也有人討論到司法權審理的問題。」
她解釋這個Line群組的背景說「這個群組裡面都有各行各業的人，我們國中是鄉下學校，所以很多人不是高學歷的，可能是基層的。當中也沒有特別的黨派。很多人曾經去香港玩過。」她說她們班很少熱烈討論社會時事。這些討論都可以讓我們看到除了臺灣的運動者，社運圈以外的市民都很關心反送中的事情。
然後她劃了一下手機，給我看群組上的對話。我看到群組內有人貼出草案條文一起研讀。
「那是多深入的討論。」我說。
她說她平常在群組內不會立刻說出自己的看法，當留意到他們每個人比較關心什麼關鍵詞，就把相關資訊掉去群組，吸引大家看、思考和討論。
「臺灣發展到今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中立，有道理，所以要有證據才有辦法說服他們。我們班很多同學都有小孩，所以想大家想一下：如果臺灣跟香港一樣被中國統治的話，就會像他們一樣。」她說。
「我們班上其實也有韓粉（韓國瑜粉絲），也有在中國工作的。雖然他們都沒有講話，但這些話都是給他們看的。」馥儀除了想讓更多人討論社會時事，也想讓親中的人透過反送中了解香港今天的境況。
臺灣將在2020年初進行總統大選，反送中話題成為各大疑似候選人的討論重點之一。
教育與民主運動密不可分
反送中運動以年輕人為主，有人說其中一個原因是2012年香港教育局將通識科列入高中課程必修科之一，因此年輕人更能批判性思考社會時事。馥儀表示臺灣也有類似的教育改革，如高中新增人文社會班，「公民與社會科」強調公民養成。
1987年，在黨外民主運動壓力下，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臺灣主體意識冒起。隨後，臺灣於1990年代進行一連串教育改革措施（教改），當時推出《認識臺灣》教科書，大幅提升國民中學教育中介紹臺灣史與臺灣地理的比重。在民間團體爭取下，1999年開始教科書開放，走向一綱多本。同時，臺灣政府也推行一些制度改革如教育法令及課綱體制。
馥儀說「教育對社會的影響其實是層層疊疊的。曾在90年代受教改影響的年青人，之後進去高中教書，再遇到更進一步的教育改革，從教學中學習。這是教育開放讓年青人可以參與教育所累積的改變。」
馥儀說自己十歲前經歷過戒嚴。
「那時候學校課本會教我保密防諜，具強烈反共意識的資訊。」她說。
「那大家不是應該對中共更有敵意嗎？」我問。
「我覺得現在曾受黨國教育的台灣民眾認識到的中國跟原本教育上的中國有差。現在中國經濟力很強大，到底要擁抱還是反抗呢？」
她舉出一個日常例子表示曾受戒嚴前教育的人現在對統獨的態度。「有一個公車司機叔叔，在載滿高中生的車上，不斷跟上下車的學生說：『 韓國瑜說的話都是真的，相信他。』」
這些韓粉跟她Line群組的同學彷如兩個世界的人，我問：「為什麼呢？」
她覺得主要是韓國瑜被媒體形塑成救世主的形象，而且大部分韓粉沒辦法聯想到韓去香港澳門的中聯辦意味著什麼，只要韓沒有直接表達他是中共的人，還是會相信他。
「他的口號很容易打動人，但不會令人嘗試了解社會的結構問題。」她說。
我又問：「太陽花運動期間，大眾明明討論過資訊公開，提升公民參與和意識，為什麼五年後的今天，仍有一定數量的人如此欠缺民主意識呢？」
她覺得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當時關於公民意識的討論局限於某階層，例如中產階級；二是過去的威權式教育，三是年長者經歷過安靜繁榮的蔣家時代。
「過去的教育沒有教你思考或討論，他是威權式的，令你不會跟別人討論，因為跟你討論就要聆聽你、了解你。另外，以前蔣介石時代，很多事都幫你想好，很安靜，所以多數民眾會覺得民進黨等於亂，民主等於亂。」她覺得威權式教育促使年長一代缺乏與別人討論的意識和動力。在欠缺良性討論的狀況下，老一輩更容易反射作用地將「民主」與「亂」劃上等號。
殘酷的中國政權促使 Be water 的運動形式
馥儀覺得很多人將反送中跟太陽花的立法會(院)佔領互相比較，但她覺得無法直接比較。
「反送中去大台方式的運動可以看到香港人相當高的自律。」她說。
她覺得香港人從雨傘運動中的挫敗找到現在的運動方式。「我覺得去大台是遍地開花，譬如說除金鐘集會以外，現在發展各樣的產業鏈行動，有不同地區的活動。」
對於立法會示威者把想留下來死守的「死士」強行帶出來，而且當天衝進立法會之後，很快就撤離立法會，她覺得這是因為行動者都清楚知道他們所面對的不只是香港政府，還有中國政府。同時，也知道中國政治權力是非常殘酷的一個政權，以及是怎樣的一個政治體制。
「我覺得這不是所謂的快閃，是很深刻的了解。」
她認為這個反送中運動，包括如何推動立法過程和草案內容，也讓臺灣人看到香港的一國兩制，真的是在中國的框架底下。從而，令臺灣人更清楚知道自己還有民主自由的制度。
「我們可以有總統候選人，有選擇，香港已經沒有這個權力，立法會也像一個橡皮圖章。」
臺港兩地的社運模式不斷地演化
反送中運動令港臺社運圈都意想不到的是「兄弟爬山」的意識形態，即是「勇武派」與「和理非」示威者之間的默契和包容。激進與和平的示威手段經常被視為對立，但馥儀認為要視乎運動的目標，從而決定出採用哪一種手段和策略，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佩服香港人這次高度的自決自立，沒有互罵衝與不衝。」她說。
曾經歷過長時間戒嚴的臺灣，在解放戒嚴後，主流大眾意識相當保守，認為民主是亂源，因此社會運動如果想爭取更多民眾支持，便不能使用很激進的路線。
「那時候大埔事件的不合作運動，八月上凱道之後佔領內政部，以癱瘓政府運作，讓政府必須回應問題。隔年太陽花也是類似的。那時候的臺灣就開始討論非暴力運動，不合作運動。這種方式讓你從參與過程中了解議題，是一種社會對話的過程，但挑戰的點是社會大眾對於暴力的極限在哪裡。」
反送中運動中，運動者主要以網絡連結溝通。馥儀說，太陽花運動期間網絡上也有很多討論。
「可是那時候我在立法院裡面，出來之後才比較清楚大家在網絡上有許多不同立場的討論。」但她認為五年後的網絡不再是當初最民主的工具。因為各種操控之下，如中國採取類似俄羅斯操作方式，影響臺灣大選，令臺灣的網民走向極端。她覺得網路言論會走向極端，也因為「極端可以爆紅」的現象。
「大家都習慣之後，平台就越走越極端，不會討論事情。」她說。
訪談結束之後，我去馥儀協助年輕人在彰化成立的一個協會（磺溪文化永續協會）辦公室繼續聊天。辦公室剛剛成立，大家還在整理，我幫忙搭了一個小架子。期間看到她跑東跑西地刷地板，清灰塵，相當積極地整理辦公室。
縱使整個訪談中，馥儀點出臺灣社會多個結構問題，但從對話中，我不覺得她感到絕望或無力。然後，我發現這個協會正準備展開各式各樣跨同溫層的社區活動，走入菜市場、夜市和民眾宣講。曾參與多次社會運動核心，又曾走進體制內當公職的她，現在努力在社區以組織者身份展開社區工作。從她身上可以看到，她洞察到社會問題的存在，同時，也很有行動力地嘗試在不同崗位推動社會前進。
記者：彭婉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