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哲學家發聲...
結局也許如蘇格拉底般死得很慘。
二千多年前，蘇格拉底在一場生死自辯中，力言自己的哲學工作只為刺激他的同胞正確思考。當時的雅典社會正如現在的香港一樣，充斥不同的理論主義。在這一片混亂的聲音中，蘇格拉底不是要宣揚那一聲音才是真理，而是提醒人們小心反省那些聲音的正確性。
真理和正確性不同。真理意謂絕對標準，所有問題皆能由此判斷真假，然而正確性只要求合理的說明。
蘇格拉底明言他無知什麼是真理，只知尋求真理的方法︰避免概念混亂、推理謬誤、自相矛盾。這方法也許不能揭示真理，但定能揭露錯誤和虛假的信念，從而開啟尋見真理的可能性(究竟有沒有真理卻是另一問題)。
誰要權力？
弱勢社群、小眾群體控訴擁有權力的政府、主流意見壓制他們的聲音。要社會公平，必須「多元共融」、「開放發聲」。誠然言論自由是民主公平社會的必要條件，但恰如天下雨是地濕的充分條件，地濕卻不一定天下雨︰可以是洗地。因此公平社會不是毫無分別接納不同聲音︰癮君子是弱勢社群、戀童癖是小眾群體，他們的聲音是否因此就具備正當理由支持？如果答案是否，那麼作為社群成員的道德責任，是獲取尊重發言的更基本條件。要說人人平等(equal)，並非意謂所有人都是同一(identical)。誠如Bernard Williams在〈平等觀念〉(The Idea of Equality)中論言，「一視同仁」是薄弱的觀念，因社群中的每一成員，不是具同等能力、目標的道德主體。我們當然須敏感他人的苦難，悲懷弱者的處境，但要調解分配公義、機會平等和價值間的張力，是更深刻的倫理問題︰「為了什麼要平等？」(Equality for what?)，「何謂美好的人生？」(What is Well-being?)
「所謂好只是由權力做成！」權力巳被過度賦予「權力」，負面地用以解釋社會現象。「要發聲」和「發聲後有沒有人理睬」是兩回事。香港的民主當然有待進一步改善，但也不糟糕如極權國家，只能有單一聲音，如果發了其他聲，就立刻拿去鎗斃。勢弱社群、小眾群體不是爭取發聲，因並非全沒發言機會，否則我們何以聽到他們的訴求？事實只是聲音微弱，沒能擁有權力左右主流意見、文化政策。因此吊詭地，他們爭取的卻是自己謾罵的「權力」！
誠然，要建立公義社會，必須正視合理的資源分配、權力制衡，但蘇格拉底會告誡說︰在訴求時「做人要坦白！」
誰推理正確？
如果說「假如性傾向歧視合法化，則把同性戀合理化，由此導致性開放，危害社會穩定。」是偏見、無知的論述，那比較「假如你努力讀書，則可考上大學，由此可找到好工，賺取相當金錢。」又或「假如同性戀是大多數，則同性戀成主流聲音，由此沒有性歧視，同性戀的合理性不再受壓制。」
這三題都具同一論證形式，都犯下同樣的滑坡(Slippery Slope)邏輯謬誤。但為何我們嘲弄第一題，世代相傳接受第二題，又欣賞第三題的開放見解？如果努力讀書和賺大錢、同性戀和性濫交並沒必然或直接因果關係，那麼同性戀是少眾還是多數，也非問題核心所在。誠然社會對同性戀仍存誤解，但解決問題不是對抗式的「主流」、「另類」論述，更不獨只有已成陳腔濫調的權力分析，而是提出同性戀，乃至雙性戀所以合理的心理、生理證明。恰如評論畢卡索的畫何以偉大，故然可從文化、藝術史上論說它們夠「另類」，又或從藝術市場角度，分析叫價高的權力運作，但那些畫作本身的藝術性，卻不是因另類和價錢高。
正如不很久以前，主流意見仍認為地球是太陽系的中心，僅有哥白尼另類地想太陽才是中心。但只要科學證實地球不是太陽系的中心，那無論主流意見、教會權力多強大，也須同意事實。因此討論同性戀問題，不應糾纏於同一錯誤論證形式的不同表述，而是理性檢視，提出同性戀是合理的論證。
蘇格拉底自嘲是討人厭的牛虻，為要人們從混亂的思考中醒悟過來。但雅典人民被這牛虻刺得惱羞成怒，認定他搞破壞，因此為了禁止哲學家發聲，公元前399年，以民主的投票方式，裁定弱勢小眾的蘇格拉底死刑。
然而哲學家陰魂不散，二千多年來，仍然詰問︰開放多元如何不陷入相對主義？被蘇格拉底亡靈附體的當代哲學家，同樣執意刺激同胞正確思考，但在充斥謬誤思考的現代社會，二千年前的故事，會否再一次永刧回歸？
後記︰誠謝嶺南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盧傑雄博士對本文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