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梁文道發表了＜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大概因為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引起了不少的爭議。但我始終覺得大家是有點捉錯用神、表錯情，正如聰頭所言﹕”我明白，梁的「出走論」，從修辭上是對香港政府一種狠批”，梁在文中引述馬時亨的「文化人會回來論」，狠批的意味便相當清楚。
至於莊元生把梁文道的「出走論」等同為本地「唱好中國大陸」論，甚至把梁文道跟李照興視為一丘之駱，我就更加覺得說過了頭。其實梁文道自成報的專欄以來，文章一直都有很重的自我否定與悔罪意識，而＜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也不例外，只是寫得比較隐晦。細心一點讀＜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梁的「出走論」的語境顯然不是「中國大陸形勢大好」，而是香港文化與發展的衰落，此間迂迴地飄蕩著的，是梁近年的自我否定與悔罪意識。
所以，後來得知＜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是李照興的《潮爆中國》的序言，我就更覺得那是對李照興那種「唱好中國大陸」論的隐晦批判。然而，這似乎並不是重點。同意聰頭所說﹕"文化可以是資本，卻不單是資本，城市也不只是讓文化人表演身手的舞台，亦是一個平民日常生活的地方，共同創造的地方世界"，但＜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所指向的，顯然是這樣的一個現實﹕能走的本地「創意階層」都差不多走了，或打算走了。平民的日常生活固然有不少令人驚喜的創造性，但無可否認的是，「創意階層」始終對一個地方的創意起了關鍵的作用。「創意階層」要走了，那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