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科書問題」引爆中國各地反日示威，演變成戰後最大規模的反日運動。北京、上海等部分示威青年，接二連三破壞當地日本使領館、日本餐廳及商店，轉移了國際傳媒報道示威的視線，對示威的正當訴求造成嚴重傷害。日本中立甚至偏左的傳媒連日來也着重報道示威的過激行為，東京也借機指摘中國政府沒有阻止破壞，需負責任，要求道歉賠償，北京則把責任根源推給日本。
戰後日本長期由保守的自民黨執政，對過去向鄰國發動戰爭的反省態度以及對受害國的戰後處理，遠遠不如德國來得徹底，已是國際社會的一般認知。因此，造成戰後60年仍然不能和鄰國達成真正的和解，日本政府應當負最大責任。
然而，在觀察這場反日運動，包括部分走了樣的「愛國熱情」中，不難發現北京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是沒有盡力阻止部分示威者破壞日本使館的責任。
示威期間，雖然使館附近明顯增強警力，防止了人群衝擊使館，然而，當青年向使館投石投漆投雞蛋投水瓶時，整排警察按兵不動，視若無睹，沒有阻止。北京是這樣，一周後的上海仍是這樣，結果使領館不少玻璃破損，牆壁污損。東道國有保護外國使館的責任，這是國際法的常識。就算不提國際法，這些破壞活動也明顯違反國內法律，警察不阻止也有失職之嫌。即使日方沒有要求道歉賠償，北京對示威中的部分違法行為表示遺憾，也是正常不過。
其次，北京沒有盡力阻止一些過激不當的歧視性反日言論的蔓延。
網上討論留言板上，像「小日本」、「日本豬」、「小犬」(小泉)、「日本人滾回去」、「殺光日本人」等過激乃至歧視性言詞，近年司空見慣。這些言詞不少也出現在這兩周的反日示威隊伍中。本來類似這些表達憤怒的過激言論，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民主國家地區的網上及示威人群都有可能出現，不足為奇。可是同樣情况發生在中國，解讀就不同。
眾所周知，北京對國內網上言論控制很嚴，不容許有批評國家領導人的言行，對直接批評當前內政外交政策都加以限制。趙紫陽逝世及每年「六四」期間也禁止討論相關話題，唯獨像對日本和美國這些假想敵國家，以及北京批判的敵人，如海外民運、法輪功、台獨、李登輝、陳水扁、呂秀蓮、達賴喇嘛、以前的彭定康等，就再髒再過激的用語都普遍沒有阻止。這種根據現今政府政治取向的選擇性言論自由，顯然缺乏平衡。
更深層的責任，還牽涉到「愛國主義教育」的弊端。
「愛國主義教育」並不等同反日教育。然而，「愛國主義教育」自從「六四」後被高度強化以來，抱持狹隘「愛國主義熱情」的年輕人，比80年代以前增加不少，這事實在與中國青年的接觸中並不難發現。由於政府主宰了「愛國」的定義，並通過國家機器及行政資源，推行政府認可、強調的「愛國主義」的內容，加上政府選擇性控制海外包括香港、台灣「敏感」信息的進入，使眾多年輕人的判斷能力失去平衡，也讓「愛國主義熱情」走了樣。
官式民族主義 易滋生狹隘民族主義
「官式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容易滋生狹隘的民族主義，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一個特徵，是不以正義與否來判斷是非，而以民族、人種來區分善惡，並且傾向暴力。這些特徵都在這波反日運動的過激言行中表現出來。
由反對「右翼教科書」、批判日本政府對戰爭反省不足而引發的反日運動的正當性，已讓部分狹隘「愛國者」的過激行為所填埋，也讓北京的對日外交從主動轉為被動。在譴責這些過激行為的同時，中國政府的責任也不應迴避。
林泉忠 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明報 2005-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