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寶山
這篇文章，似是來遲了......
反中大偽國際化與獨立媒體參與式報導
報導。
是這樣開始的：
「…… 經過三個小時的對話……十多名學生在一名校友帶領下，大叫「捍衛中大理想暫停偽國際化」口號，中大保安要朵起人鏈保護劉遵義返辦公室。」(大公報 2005年2月25日，特稿「衝動而非理性的大學生」)
大公報是翌日以最大篇幅報導當日論壇的報紙，相比起多份浪費了二、三十名攝影記者三個小時，最後僅以五百多字加一張圖片交待事件的文字傳媒，大公報算是物盡其用的了。如果我沒有一廂情願，我就是那名「帶領」同學的校友。我清楚記得，接過咪後的第一句，就是「我是梁寶山，1996年藝術系校友……」。
文章是這樣完結的：
「……二、三十名中大學生在一名校友帶領下，尾隨劉遵義叫喊，直追至中大行政樓前，仍不願散去。」(出處同上)
奇怪的是記者呂少群走筆至此，竟突然多跑出二十多名學生來，真是有趣！當有人為理想而站出來，唯一的破擊方法，就是指出對方是受人唆擺，以打擊抗爭的合理性。長毛收錢示威如是、鄭大班幫拖盧少蘭如是。於是這則報導就是學生受我這名滋事校友唆擺而變得非理性。
當然，我這名校友也不是手空空而來的。當日筆者把錢穆校長也請來坐在觀眾席的第一排，台上的蘇朗基副校在劉校長與同學發言期間，就不時與錢校長四目交投。我的背包裡還準備了白洋燭、新亞校歌影印本、和有四十名藝術系校友的聯署信，準備為同學打氣，只是最後前二者都派不上用場罷了！而「捍衛中大理想暫停偽國際化」，則只是情急智生，為大家打氣的技倆。
重提這些，不是為了搏出位。只是這次以獨立媒體民間記者的身份「參與」，這些報導讀來，恰好突出了「大眾」傳媒與「分眾」獨立媒體的分別。
「論壇完結前，學生將一千人聯署的反對信交給劉遵義，約五十名學生不滿劉遵義未給滿意答案便想離開，一直追著劉遵義上樓梯，場面混亂，有人高叫「捍衛中大理念 暫停偽國際化」、「劉校長愧對先賢」等口號，劉遵義由保安員護送至行政樓，學生在外守候約十五分鐘才離去。」(東方日報 2005年2月25日A16版)
這種「混亂場面」之所以會在鏡頭前出現，是因為「示威者」總是只能在主角的尾隨(少有是攔路的)，當警方又或者是保安把「主角」團團圍住的時侯，真正阻着大伙兒前進的，卻是記者本身；而在新聞報導裡出現的畫面，記者仿如無物。這情形有點像電視劇的家常便飯，總是會在飯桌的一端預留一個不知道是為誰而設的座位，好讓觀眾也一同加入這個飯局的大家庭一樣。大眾傳媒與讀者想看的是戲劇化的場面，不能參與斡旋、不能即場改變事情的發生；沒有迴旋的空間，只有不在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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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自從校方要求各學系在3月2日前重新自行評估之後，各位副校長連日四出奔走到各學系「解話」。筆者在2月23日以「九年級」之名回到藝術系，出動解話的是楊綱凱副校與蘇基朗副校，當然還有系主任蘇芳淑教授；出席同學約有十二名，在政治冷感的藝術系裡，算是「正常現象」。會面在誠明館三樓的會議室進行，秘書小姐早已預備好飲品和小吃。同場未見其他老師「撐場」，陳育強則列席了約十五分鐘。
校方在各種場合上均強調「國際化」「由學系自行決定」，而中大的「雙語政策」不變。面對同學的質詢，蘇教授與校方同享黑鍋。蘇教授表示，去年十一月收到校方通知有關招收海外生的政策，即與系內老師進行討論。藝術系規模小，最終派到藝術系的海外生名額，頂多是一個起兩個止，所以老師的共識，是不想因為語言問題而放棄招收海外生的機會。然而同學感到失望的是，系方在未有諮詢同學之前，便已答允校方參與「海外收生」─在休課期間發給同學的電郵只表明邀請同學討論「學習」問題；同學根本沒有在系內得到任何有關國際化的訊識，反而要透過種種校外的渠道才知道真相。多位發言的同學都認為蘇教授的決定繞過了同學、更把學習興趣、學科知識放在次要的位置；而蘇教授則多次苦口婆心叫同學「捱咗佢」，口脗與路路通上的陳慧琳大同小異！
同學質疑蘇教授這學期的導論課「中國藝術傳統」為何轉以英語講授。蘇教授的回應是「這是一次實驗，想知道同學的能力是否認付得來。」陳育強隨即補充，校方下達的文件，只有「收」與「唔收」兩種選擇，以藝術系的人力物力，根本不能分設中英兩組。於是他使他想到種種創意的「彈性」處理方法，特別對「術科」來說，中英文各說一遍不是不可能的！蘇教授也補充，從前楊生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藝術史」，系方便特別為交換生安排助教即場講解。此語一出，反倒引來起楊副校的疑慮，謂藝術系未及「英語授課」要求，需要重新考慮！
筆者在學的年代(1002-1996/1998-2000)，有同學抱怨外系課程沒有中文參考書；不少同行更對「文字」與思辯心存抗拒。當晚同學的發言，字裡行間亦流露出點點「英文」的恐懼，這種現象當然應予改善。當同學在追究系內的具體問題，和系方的對諮詢的誠意，我更憂慮的卻是校方與系方在處理整個事件中所暴露的意識形態問題。然而當國際化政策要落實到一個曾經以發揚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學系上，問題的核心便不是「能不能」而是「應不應」。而在副校與系主任的對話之中，英語卻被簡化成「能不能」的問題。老師能夠以自己最得心應手的語言授課，是學生之福；但作為代表學系傳統的系主任，不但不以中文授課為使命，還企圖借未經辯証的新政策，剝奪其他老師以中文授課的權利。蘇教授與劉校長長年在北美，在英語霸權的學術界中享負盛名，難怪難以體會中大師生校友對中文教育的情理與執着。
在藝術系的討論，從六時半持續到八時半(如果不是飯堂快要打烊，同學大概還是意猶未足)，兩位副校的態度誠懇(尤其楊副校更是實話直說)。只是盲點就是盲點，不能只以誤會和稀泥過去。我這個死硬派校友再舉在學時一位韓籍同學延基枰作為例子(多謝劉健華學兄提點！)。
當時中大沒有所謂「國際化」的統一政策，延基枰先以旁聽生身份在系內參與課堂，再正式入學，並修讀研究院。如果說中大的雙語政策沒有改變，筆者就是不明白
為何海外收生的條款中只要求有一定英語水平、而對中文隻字不提？為什麼學系若要貼上歡迎海外生的標籤，便得放棄名符其實的「雙語」傳統，而不能中間着墨(例如清楚標示出各系不同的語文水平要求)？如果不懂中大也可在中大混過去，那海外生所能體味到的「中國文化」與「雙語」環境，不是太自欺欺人嗎？楊副校認為約要求海外生入讀中大前已有達標的中文水平，無異於「叫人唔好讀」；又中文「未有耐」(除非中國經濟持續雙位增長)學術語言─到底是筆者對「中文」教學的使命陳義過高？還是副校的「國際化」理想太過曲高和寡？兩名副校對我這名校友的游說策略是求同存異(「大家都認為中大應該國際化！」)，我也不嫌擔當反派角色，力證「國際化」之名不符實。縱使最後雙方均未能說服對方，筆者只能交足功課，向系主任遞交數十名系友的聯署信，但在會議室內的討論，大抵能做到雙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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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有評論認為中大師生這次反應激烈，是錯觸了回歸後「民族激情」神經(見信報2月25日社評，此處不贅)。把師生的情理看成民族主義的過敏反應，實在亦是簡化了問題。畢竟21世紀的校園，已經不再是「認祖關社」、倡學國語的火紅年代。
「……將來我們講緊用中文授課，校長或者教務會、或者教授係唔係應該考慮國語授課。因為如果我地今日講緊國際化既時侯，今日我既小兒係赤柱一間小學讀書，果間學校只係用國語或者英文授課而唔用廣東話授課……」(論壇發言，校友王維基85/電字)
王維基校友當日正好排在筆者前面，一直有秘書倍同，西裝畢挺。翌日報章報導，把他安排成「獨挺校長」的角色(明報)。王氏開腔即強調自己也搞過學生會，更是「四不改三」運動的主將。可是王維基在會上沒有表明的是他是CTI的創辦人兼主席的身份，是成功校友。物質條件決定了階級意識。他的發言，引起在座一名同學喝罵他為「保皇黨」，真正原因大概不是他的言論內容，而是這翻身段與說話當中透着的階級矛盾。從言論與噓聲之中，我們能讀到的是語言與階級的層層互扣。來勢汹汹的普通話，實在大有取代英語作為階級劃分的政治工具(見邵善波明報專欄2月28日)。令筆者更覺可惜的是，在已然對立化的討論當中，大家實在是錯過了對所謂「中文教育」的更細緻討論。
「中大之哭的難以成立，是校方已解釋在招收國際學生的過程中只是3%科目受影響，而不是30%受影響 [……]為了減低對細小學系的衝擊，他建議小系可以合開一課以英語教授的中國研究，於是各小系不必自行為開設英語授課科目而大費周章。」(2005年2月28日成報手記 評論 A13版)
大學在專責部門為校方收發消息，在緊要關頭拿出數據澄清辯護。論壇當日提早回到中大，看到學生會的同學正忙作一團。一直負責應付傳媒的胡浩堂同學一派自嘲的說「我尋晚有瞓覺架─瞓左兩個鐘頭咁多！」我也深悔之前對他撥的午夜凶鈴。我來自這位編者所指的「小系」，一個全系學生不過百人的「藝術系」，所要承受的這3%的實質影響可以很大！尤其需要改變的都是導核心的導論百人大課，如果以受影響的同學數目、而不是學科計算，那實際的影響就是百份之百。筆者一直不想把這次爭論的雙方看成是人文、社會科學與理、商學科之間的分岐(例如發這反對的就有不少是工程系的同學)。但校方的盲點，就是出自這種行政主導、管理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把師生視為抽象的數字而不是個體─啊！只是3%的輕微增幅(劉校長是經濟學人！)，發一張行政通告，影響甚微！於是筆者在場的發言，便不得不要求反對校方現行國際化政策的同學舉手─可惜校長與記者，同樣都掉入了量化的陷阱，沒有看到這些站出來的同學的切膚之痛！新聞稿上的訊息，也就同樣不經批判的轉載到報導上去。
也許，筆者其實也要多謝這「3%」的澄清，才明白原來我心目的「中大」早已變質。沒有政策的「雙語政策」，原來在許多「大系」中早已變質。滋事的是我們這些「小系」(哲學系、中文系、藝術系……)和書院制餘孽(我就是沒有看到發言反對的同學有來自逸夫書院的！)看着同學在學系與校方之間給弄得團團轉─校方強調學系自決；而系方只能二擇其一─一所要「國際化」的大學，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到處風聲鶴淚，能不哀之、哭之？
「大學校長中可能只有King Arthur適合於當下的社會氣氛生存。一些以做學術研究出身、敦厚型的學者在本地大學出任签政職份，今天都要面對秀才遇着兵的苦況。你可以要求今天的學者式行政人員惡補傳媒公關學，對。可是，於學生，以至社會整體人文精神觀之，幾次從報導及電視中看見學者型的行政人員因「行政失當」(如諮詢不足之類的失誤)而要面對羞辱式、不是旨在拗道理，是要撕毀你人格尊嚴的抗爭手段，即時想起的是文革，彷彿親身經歷學生批鬥它師的場面。」(2005年2月28日成報 手記 評論 A13版)
大概站在校長身後拍攝同學反應的記者，都錯過了這位「秀才」校長雙腳在台下「仞腳」的風采(筆者只記得近年稍有「秀才」氣的校長就只有高錕一人)；
而安坐在報館的編輯，看到學生的車輪戰，便忘記了論壇是校長自設的舞台。不選擇在宿舍與同學夜話，而選擇咪高峰、背境板、保安員、台上與台下的「對疊」位
置和「安全」距離。在大學本部的文化廣場舉行這場論壇，少了「烽火台」的戾氣，可是來的都是有備而戰。校方準備了「金耀基」、「雙語政策委員會」；同學準
備了請願信、橫額、體力、走堂；記者準備了相機、角色、腳力。這種場面，設置的不是聆聽與陳說，校方、同學被迫擔演支持與反對的角色。鏡頭指向那裡，那裡
就有這些己然早被設定的「混亂場面」。
記者走了，我和其他老鬼一邊向着飯堂的方向走，一面着同學─還是趕快吃飯，然後快快回宿舍睡個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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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翌日，港台鏗鏘集訪問獨立媒體，話題離不開獨立媒體與主流傳媒的分別。此文正好聊備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