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同路人仍在政改議題上追究責任，我心憂戚，今天面對著龐大的國家機器、富商壟斷，民主派卻仍有閑情逸致，把廢除特權的民主力量，花在撕裂與內耗之上。朱凱迪前輩日前的文章指出，把握民主運動衰弱的關鍵，尋找出路，才是當下應該思考的課題。他特別指出地區政治的腐化老化，是運動衰弱的主因，解決辦法唯有協助危機社群，但存續力有限。筆者認為，地區政治的死寂背後，潛藏著更需正視的制度問題，唯有從改變制度上著力，地區政治方能走出困境，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位，令地區政治走出個案跟進、小恩小惠呢？
議員的職責是分錢，還是議政？
議員存在的價值，在於當今社會難以實行市民直接的參政議政，故此需要以民意授權代理人，為民喉舌。但這種「代理人」本質，多少存在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方面我們固然期望議員能把市民的聲音帶入議會，影響政治過程，但代價是令議員擁有更優越的地位，擁有更大權力參與社會分配，這種情況反而將市民與議員的主從關係顛倒，令市民傾向於拱手接收議員可帶來的利益，忘記議員本職不過是市民的代議士而已。
可惜當下的區議會制度，似乎強調議員是資源分配者，多於為民喉舌。區議員只能在已有施政內反映意見，缺乏實權影響政策制訂，將本身政治化的訴求消弭於議員的無力。我們期望議員爭取減租、增添設施、改動班次，往往隨時牽涉背後每套社會政策的合理性，改變社區必須涉及改變政策的能力，選民期望議員有權改變，事實是無法改變。現在僅有的實權，卻側重於大大小小的地區撥款分配，這些撥款便是不少去政治化的地區活動、零散建設的資金來源。筆者曾於學士論文時研究區議會分派撥款的過程，發現整個親政府陣營，已建立好一套完善系統，將大部份撥款抽乾：
一種做法是賦予區內傳統團體擁有優越地位。觀塘區議會將地區團體申請活動經費分為主要地方團體及普通團體。普通團體泛指地區法團、互委會，最高撥款額只有一萬八千元；但主要地方團體，便是如觀塘民聯會、體育促進會等建制派組織，撥款高達數萬至數十萬元；[1]
另一種做法是利用議會多數。在大部分區議會佔多數的建制派，穩佔撥款優勢，透過大量衛星組織申請撥款，經多數表決而獲利。當再查看這些團體的背景，你會發現會內的董事、理事原來又是審議撥款的議員，一般只需申報利益，然後又可繼續參與審議。[2]
問題是在現有設定下，泛民明知難以勝過委任議員的多數，更難敵對手的資源，為保住議席，以求存續政黨生命，就不得不一同參與這個強弱懸殊的資源分配遊戲，結果雖然維持了對峙局面，卻限制了改變社會政策的動力，更因著參與而合理化了這不公平的遊戲。
告別撥款政治，重視基層民主的價值
但難道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政黨政治嗎？只要是議會多數派，議員就可以制訂利己的規則，把公帑傾撥到有利自己的團體身上，然後市民反過來以為舉辦旅行、齋宴才是議員的職分。最終，市民在沒有監察施政，改變施政的想像下，只會縮窄市民參與政治的機會，地區政治的死寂，由此可見一斑。
一直以來，民主派爭取普選只集中於特首與立法會的層次，卻鮮有注視基層民主（Grassroot Democracy，包括地區）的重要性。為甚麼我們一直對這樣懸殊的制度視而不見？適逢政改後有望將委任議席消除，減低了建制派壟斷議會多數的可能，儘管如此，我們更應再三思考區議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撥款的存廢也好，選舉制度也好，提出改革綱領。那只是起點，長遠目標是讓它成為市民參與政治的平台，如此訴求，實應納入今後爭取民主的課題之中。
[1] 根據2008年文化康樂及體育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記錄，觀塘民聯會申請舉辦歌唱比賽一項活動，已斥資59,680元。
[2]例如賢毅社，工聯會的各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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