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貼]
按：前幾天貼過被選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郎咸平，批評香港政治的文章，原來郎咸平也發表過文章，鼓吹香港大學的改革，和前年北大改革風波中的主角張維迎，都是吹同一調子。簡單來說，就是要北大和香港的各大學，一同採美式國際化的標準。
原文三部份，第二部分無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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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革新為港敲響警鐘 北大教改值得本港借鏡（三之一）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在鳳凰宪視世紀大講堂，詳細披露由他負責執行北大教改方案的思路。這個在內地激起千層浪的教改方案，在香港卻沒有太多報道，因為香港人天天忙着砍教育預算，但我認為北大的教改，應該給香港的大學和教育當局敲響警鐘。如果我們再不努力，那麼香港的大學將會被北大帶頭超過。事實上，北大教改方案對整個中國教育體制改革，將有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我想透過本文談一談張維迎對教育改革的整體思維，並和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作個比較。
北大教改方案目的，是引進「終身職教授制度」。當一個教授拿到博士學位後，經過6年左右時間考核，如果考核通過，則給予終身教授職，否則必須離開。這個考核的標準，就是以學術論文的質量和數量為準。
終身職教授制納優才
在張維迎的思維中，為何終身職教授制度在其教改方案中這麼重要呢？因為他認為在內地排斥人才的現象特別嚴重，一般人都不喜歡找比自己傑出的人來本校任教。如果有了終身職教授制度，這種惡性循環現象就可減少，因為招聘一位比自己好的人，不會對自己造成威脅。張院長也希望引進末位淘汰制，也就是將北大比較差的系所淘汰掉。在這種壓力下，終身職教授就更有慾望招聘比自己好的人，因為招進來的新人愈好，那麼自己的地位就愈穩固。張院長在電視中很幽默地用武大郎和武二郎做個比擬。他說武二郎身高180公分，因此招個比自己稍差的人也有176公分的身高，那還可以接受。但是武大郎只有100公分，招個比他差的就只有90 公分了，那是不可接受的。張院長的比擬挺形象化，在場聽講的學生都哄堂大笑。他最後在節目中用「武大郎心態」作為排擠優秀人才心態的代名詞。
此外，張院長也希望能夠將內地盛行的在職博士班改成全職博士班，以避免粗製濫造。這個做法當然有其必要性，因為目前內地很多當官的人和企業家都希望拿個博士，將來好升官或好吹噓，因此很多內地院校所培育的在職博士程度極差，有時甚至連一些基本觀念都沒有。這是內地目前遭到最多批評的教育腐敗現象之一。
我對張院長這個說法深有同感。我自己本身也曾接觸過這類博士生，有一位我曾教過的培訓班學生，希望在國外發表他的博士論文（他在上海某校攻讀在職博士，他本人是某大國企的老總）。我問他為甚麼要在國外發表論文呢？他說這是學校的新規定，博士論文必須在國外發表才能畢業。我說在國外發表論文極為艱難，目前你們學校的教授都不能發表，怎麼能要求學生發表呢？而且就算是哈佛大學也從來就沒有這個規定。事實上不論國內外的全職博士生想發表論文，不是說完全不可能，但那是極為艱難的。一個學校會訂立這個外行的規則，可見這些學校的領導們，對國際學術水平的理解是多麼不到位。
自由競爭策略促進步
但這位學生說他仍然想試試看，請我給他一點指導。當我看了他的論文以後，我極為震驚，因為他這篇論文的水平，連我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本科生的學期報告都不如，整篇論文中竟然連最基本的文獻索引都沒有，全部都是拍腦袋的自說自話。我問他的指導老師是哪位？他說是該校的商學院院長，該院長的主修是交通管理而不是金融。我很驚奇，交通管理的教授，怎麼能指導金融學的博士論文呢？這位學生竟然指出當院長的學生好處太多了。這位學生的問題不但說明了在職博士的低水平，也說明了內地教授行政職務比學術水平重要的事實。
這種找有行政職務教授指導論文的現象，也正是張院長批評的重點。張院長指出內地院校近親繁殖和行政職務掛鈎，是互為因果的。這種近親繁殖的現象，按照張院長的說法是極其普遍的。很多大專院校的教員，百分之百是自己學校畢業的學生。這樣子的招聘制度必將形成惡性循環。因為博士生為了留在學校况，就必須找有行政位置的博士指導，也就是院長的學生比副院長的學生有更好機會留校，系主任的學生比副系主任的學生也有更好的機會留校。因此教授本身的學術水平反而變得不重要了（這似乎也是那位金融學博士生找交通管理的教授當博導的主要原因了）。但是這些近親繁殖的教授進了學校以後，一方面沒有可能給資深教授任何威脅，因為這些學生哪敢造反啊（在場聽講的學生又是一陣大笑）。另一方面沒有辦法形成學術多樣化的結構，因為學生那一套東西都是本校教授教的，因此不會有太多新東西。這樣就形成惡性循環，使學校的研究水平江河日下。
我非常同意張院長的看法。我還有個親身經歷的例子。一位在重慶的金融博士生告訴我他讀了大氣物理的科目，我問他為甚麼讀這個和金融完全不相關的課，他說他的商學院院長導師認為股市變化如「風雲莫測」，因此應該讀大氣物理。這種和國際學術毫無接軌的拍腦袋想法，竟然發生在今天的中國教育界，實在是令人洩氣。這位學生也留校任教，真應了張院長近親繁殖和行政職務掛鈎惡性循環的話。
我認為張院長的教改方案，將東西方教育體制的差別琢磨得非常透徹。舉例而言，他認為美國大學教育的成功就在於自由競爭，歐洲大學教育制度落後於美國，就是由於政府的管制。張院長提出了幾個數據，在1921年到1930年間，美國學者有4位得到諾貝爾獎，歐洲學者有23位得到諾貝爾獎。但在1989到1998 年間，有26位美國學者獲獎，卻只有13位歐洲學者獲獎。
他認為這個差別就在於美國的大學採取自由競爭策略，歐洲的大學卻採取政府管制策略。因此他提出，政府逐漸退出大學教育舞台，由各校自由競爭，廢除近親繁殖現象，將會有效促成自由競爭，造成學術極大的爆發力，他認為這比國家上百億的撥款，還更能有效推動學術水平提高。張院長指出目前內地有幾所學校已經開始人才自由流動，例如北大、清華、上海中歐管理學院、北京長江商學院等等院校，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太陽報2003-12-23
本港大學追求卓越精神漸失 北大教改值得本港借鏡（三之三）
類似北大推行的教改，在香港也曾經發生過。香港科技大學在90年代初期成立時，就以招聘世界級學者為目標。由於科大是新學校，因此沒有歷史負擔，也就沒有舊人排擠優秀新人的現象。這也是為何科大能在短期內立刻躋身亞洲頂級名校的主因。
我個人認為，科大整體研究水平在亞洲是首屈一指的。無可否認的是，科大成立以及其學術的領先，立刻刺激且帶動香港其他院校進步，否則香港各大學的學術水平，如何能在短短十年內建立可執亞洲學術地位牛耳的水平？在這點考慮上，我認為北大的教改措施更有其重要性。如果北大教改能夠成功，下一步就是優秀研究人員和研究資源大量向北大集中，這種資源的導向，將成為刺激內地其他大學教改的最佳催化劑。
由於要和科大競爭，中大在94年時聘請我和其他多位世界級的學者到該校任教。我94年到中大時是光纖之父高錕擔任校長，兩年以後由國際醫學權威李國章接任校長。李國章對中大的教育改革措施和北大「追求卓越」改革類似，因此我希望透過本文將中大的改革和北大的改革作一比較。
李國章以類同北大追求卓越的改革為其治校首要目標，其改革手法和北大教改思維也比較接近。但和北大不同的是，中大已有終身職教授制度，因此在李國章上任以前，已有相當多歷史遺留問題，也就是有部分從不做研究的教授擔任終身職教授。但問題是以前中大學術標準和現在不同，當初升任終身職教授的條件比現在寬鬆得多，因此他認為除非這個現象改變，不然中大很難招聘好教授。我自己倒不認為這些老教授一定會排擠年輕優秀教師，因為至少以管理學院來講，在我之前的幾位教授對於招聘優秀新人是不遺餘力的。但遊戲規則中途改變，確實給中大帶來很多頭痛問題。
削減資源優秀人才流走
首先是各系必須按照國際標準，將學術期刊分類，基本上分成A+、A、B+、B等幾類。當然有些學系較嚴，有些學系較鬆，但基本上還是比較和國際接軌的。我認為中大醫學院的標準就是比較寬鬆，而商學院標準就嚴格得多。有了這個標準以後，再將教授發表的論文歸類打分。這個講起來是有一點可笑，但這個制度似乎又保留了相當客觀性，因而也值得肯定。任何教授不論是終身職或非終身職教授，三年內的積分必須超過一分，打分的標準就是A+的期刊是一分，A的期刊是0.75 分，而B+是0.5分，B是0.25分。將三年內發表論文的分數相加，總數超過一分就行，不超過一分就會被盯上，如果連續被盯上兩次，那就可能被解聘。當然這還是有點彈性的。
其次李國章冒着極大風險修改終身職教授合同，使中大可以將不做研究的教授硬趕走。這個做法雖然無可厚非，但遭到不少法律訴訟。
據我了解，李國章經常給不做研究的教授親自寫電郵，一方面敦促他們做研究，二方面給予他們極大壓力請他們離開。這種作風在中國教育史上可以說是前所未見，因此李國章所受壓力之大是不可以想像的。很多教授聯合一起招聘律師告學校，而且私下對抗學校的做法，包括散布謠言、寫黑函，做法不一而足，可以說是弄得人心惶惶。
李國章在這種壓力下，仍然堅持己見不放棄。五、六年下來，中大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水平，無可否認確實提升了，而且幾乎所有教授都相當重視學術研究。年輕的教授更不用說了，有很多年輕教授根本不敢到外頭兼差，因為他們希望能夠在國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以便能順利留在中大。
我曾經擔任過醫學院學術評估研究委員會的外部委員，我驚訝地發現，連醫學院實用性最強而理論性最弱的護理系，老師都努力發表論文。這可以說是李國章鐵腕作風的最好成果。
在2002 年以後，由於香港經濟情況如江河日下，各大學也面臨嚴重預算赤字。李國章在中大校長任內提出中大和科大合併的建議。李國章在去年轉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對推行兩校合併計畫更是不遺餘力。這一步似乎走到北大所希望避免的一步，北大張維迎院長認為，一個被政府管制的學校，以歐洲經驗來看必會走下坡。
我姑且不論北大張院長講的有沒有道理，但我深信兩個二流的學校加在一起不會成為一流的大學，也就是二加二絕對不會等於一而會等於四，因此合併後的大學，成為四流大學的可能性還要大些。這個合併的決定，也是在政府連年財政赤字下不得已而有的決定。
很明顯的是，香港各大學執亞洲牛耳的學術地位將會因經費不足而烟消雲散，因為我總認為好大學必定出自富裕地區。如果不斷減薪，就會使知名教授相繼離開。
政府管制取代自由競爭
在這方面，我認為北大的進步是相當快的。幾年前北大教授的薪水大概是一年十多二十萬元人民幣，但這一兩年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薪水，可以叫價到五十萬元一年，而且還有購屋自備款補貼，這樣水平的年薪已遠遠超過了台灣的大學。此外，例如清華大學的經管學院，也有意提高教授年薪到五十萬元水平，但在資源有限下，學術論文數量和質量將在未來和薪酬緊密掛鈎。近來包括南開大學等學府也計畫以高薪挖角，挖角條件就是以論文為判斷標準。可以想像的是，兩三年後隨着中國經濟不斷成長，一個富裕的經濟將可承載更多一流學府。因此正如張院長所說，將來中國不應該只有北大和清華兩所頂尖學院，應有十餘所頂尖學府。如果北大的教改能在內地順利推行，未來內地學府取代香港，成為亞洲學術重鎮的日子是可以期待的。
以香港的教改來看，和北大四個結論對比，我們也可以做個總結。1）以論文數量和質量為主的體制慢慢成型，終身職教授制度慢慢解體；2）香港各大學原先自由競爭系統被政府管制所取代；3）目前仍然維持教授治學，校長治校的系統；4）沒有心思建立一套大學的文化。
與北大希望建立一種不斷反思，追求卓越的大學文化相比，2002年以後，香港各大學似乎正建立一種如何在經費不斷縮減下求生存的文化，因此我所看到的香港教授，已無心追求建立大學文化，而是誠惶誠恐地追求有限的資源，香港各大學以往追求卓越的文化靈魂，亦正逐漸消失。
郎咸平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北京長江商學院財務學講座教授
太陽報 2003-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