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Rasha Chatta
哲學家與批判理論家齊澤克說，當新自由主義臨到歐洲，並歐洲大陸和全世界廣泛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他並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他向上週末（2011年3月26日）英國工人遊行，並正在覺醒中的「一些可靠的左派」致意，因為他們是捍衛歐洲價值的唯一希望。希臘左翼評論在週六上午，於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會見齊澤克教授和科斯塔斯．杜茲納教授(Prof. Costas Douzinas)。根據衛報，400,000工人遊行邁向海德公園(Hyde Park)，齊澤克強調只有工人當中的社會動員和團結歐洲，才是唯一辦法，擺脫正在操縱歐洲大陸的新自由主義技術官僚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惡性循環。
GLR：希臘左翼評論；SZ：齊澤克教授；CD：科斯塔斯．杜茲納教授
GLR：今天，我們目睹伊拉克戰爭以來，英國最大規模的示威。經過一年來許多歐洲國家的動盪，一個可能團結的象徵出現。歐洲團結能夠獲得甚麼？甚至這種團結可能嗎？今日歐洲計劃是關於甚麼？
SZ：去釋義法國五月風暴的一句說話：這是不可能，但這是必要的。如果說歐洲，意思是甚麼是值得爭取，例如：平等主義遺產、團結思想、福利國家等等，那麼，也許這是唯一可以給我們的一些希望。歐洲不是唯一不能實現這些項目，但她甚至不能看見這個計劃是甚麼。今天的遊行讓我高興的是，它讓我高興地修正我之前的分析，今日在歐洲，你只得兩個選擇：一方面，親後資本主義自由派，你可以在同一時間革新諸如人權問題、墮胎等議題；另一方面──真正激昂政治的唯一時刻──右翼反移民組織。我的說法是，如果這就是唯一的選擇，這將是一個死胡同。這是歐洲最大的盼望，有某種激進或可靠的左翼覺醒。
GLR：當歐洲復興，並再發現激進主義，起義亦遍布中東。我們怎樣連結非洲巨大的起義和革命的浪潮和我們在歐洲所發生的？
SZ：顯然我們所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思想模式的“標準”正處於危機。對我來說，這兩個是種補充現象。資本主義在歐洲陷入危機，但歐洲不是唯一的。在埃及所發生的是可靠民主，亦呼籲經濟正義。然而，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埃及人和其他非洲人正在展示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雖然，我們西方的官方夢想，西方民主是沉默的前設，暗地裡，我們真的不想別人跟我們一樣。到現在為止，西歐的種族主義者的反應標準是，我們很樂意看見阿拉伯民主，但嘿！他們是原始的。在那裡只有以宗教原教旨主義，或反猶太民族主義，才能喚起群眾。所以，現在我們得到我們所希望的：一個世俗的起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解除宗教分裂（科普特和穆斯林在埃及一起祈禱）。但這樣的結果對我們來說是焦慮，而不是喜悅。“這將會領導我們到何處去？”我們不僅有一個證明，所有對阿拉伯民主的潛能的不信任是假的；但更重要的是，這證明，民主是普世的，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拼命地嘗試閱讀這次事件，他們想要我們所想要的。這些事件是可靠的民主，但他們也是要求經濟正義。
現在，我們甚至需要重新思想舊的事件，如伊朗的霍梅尼的革命(Khomeini revolution)。現在很清楚，霍梅尼革命不只是一個原教旨主義的接管。我們應該記住，超過一年半的時間，有一個艱苦的內部鬥爭，使得原教旨主義的神職人員接管。霍梅尼的革命亦是一個解放者的爆發，現正通過穆薩維和綠色運動反回。這是最寶貴的一課：我們需要打破一種循環──我們的選擇要不就是親西方的自由主義或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在這裡，我們來到了關鍵點。為什麼我們現在集中在利比亞？因為它允許危機重新正常化(re-normalization)。卡達菲是一個瘋狂的領導人，其中一個邪惡軸心等等。在這裡，我們知道我們的立場。我們可以將這翻譯為，老調的反原教旨主義鬥爭，因此，媒體可以沉默，通過在巴林同一時間正在發生的事件，沙特軍隊直接介入到另一國家，以撞擊與埃及一樣的民主鬥爭。在這次事件上，奧巴馬在哪裡？西方領導人在哪裡？我唯一的希望是，這個過程將走向終結。而終結的名字到底是清楚的。沙特阿拉伯。
CD：我應該補充一點，「再正常化」“re-normalizatin”的思想還有另一個部分，那就是利比亞給予西方列強能力回到這個九十年代人道主義干預的思想，本來已經因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慘敗而下降的思想。現在，薩爾科齊、卡梅倫和可能少一些的奧巴馬，所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在這裡拯救平民。那樣的國際大都會修辭，現在可以圍繞西方作為一個人道主義力量的圖像，重新組織或重新建構意識形態領域。
GLR：但群眾運動正面臨這個限制，當炸彈掉落令平民死亡。我們應該如何提出這個問題？
SZ：在利比亞的情況是客觀的混合。我不認為我們有一個輪廓清晰的案例。我沒有同情卡達菲的，但畢竟我不認為在利比亞所發生的，就如在埃及或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一樣。我們不能說這單單是一個暴君和群眾的對立。這有各式各樣的緊張關係，如部落關係，這便是為甚麼西方喜歡它。西方也喜歡在前南斯拉夫的相同現象。這不是政治，而是部族互相鬥爭。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理，迴避利比亞。對我來說，埃及現在發生的事情是重要得多。正如我一直強調，他們是美麗的，我們都流淚。但這些熱情的時刻是廉價的方式，現在將會發生什麼？如何將這種革命精神制度化？
CD：我們正在由組織要素，轉到創制的權力。
SZ：這將是非常可悲的，如果埃及僅僅成為一個更親西方、更親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現在重要的是要看到，工會如何形成，學生如何組織起來，等等。真正的戰鬥現在仍然持續。關於整個地區，我覺得關鍵的是，沙特阿拉伯和富裕的阿聯酋正在發生甚麼事。從這處，你領會得到西方的偽善和矛盾，在其絕對的純粹──明顯的悖論。美國擔心人權，並宣布伊朗為邪惡。對不起，但如果你在中東擔心婦女的權利，伊朗相比沙特阿拉伯是個天堂。即使內賈德任命一個或兩個女性部長。朋友告訴我，那裡的男人都是白痴。如果你到一個部門，即使那個部長是一個男人，你也要和一個女人工作，以便讓您的工作做好。在所有的酋長國，如果沒有這麼多來自菲律賓的貧窮移民工人做奴隸，你有一個新農奴制。我認為這是至關重要，去將這些發展帶來面前，並加強這些矛盾。
（續）
翻譯原文：
Slavoj Žižek, “Neo-libaralism is in Crisis: Interview with Prof. Costas Douzinas & Greek Left Review”, Greek Left Review, March 28, 2011.
http://greekleftreview.wordpress.com/2011/03/28/slavoj-zizek-neoliberali...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瑞士歐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