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培興／書寫隨興
最近和朋友傾過一些工會的話題。在香港，很少人真正落地做過工會組織，也不知道實際操作上的難處。但一般人都會覺得香港工會好像無甚起色，數來數去的抗爭行動還是紮鐵和碼頭工運，到底為甚麼？這個問題必須思考。如果我們還希望擴大工會組織，長遠實現大型罷工。我們就不能夠單靠高呼政治口號而平日疏於組織，因為政治動員要有外在條件配合，除非遇上經濟崩潰，抑或「六四」等社會廣泛同情的大事，否則動員力很有限。而就我所知，如果無法投入大量人力組織十年廿年，一些大型罷工幾乎不可能成事。這個判斷如何得出可以慢慢說，但關鍵還是錢和人力，現時遠遠不夠。
香港工會的積弱，除了錢和人力，背後還有一連串因素。自七十年代傳統工業日漸式微，工會組織的基本盤就下降。加上生產線不集中，不能夠好像以前一間一間工廠組織。此外在「散工化」的趨勢下，不同行業愈來愈多短期合約和服務外判，工人亦被迫在不同行業之間游離，根本就做不長。如此一來，職業流動性大，更使得組織困難。最嚴重的問題是，香港工人的階級意識薄弱，但求明哲保身，覺得工會和政黨都是一些「利益集團」，而且往往不能夠保障他們的權益。這種「去組織化」（或政治懷疑）的傾向很不利於做聯合抗爭，因為工人往往要被迫到無路可走的時候才會組織合作。
有人會把參與偏低的責任歸究工人，也不對，因為工會本身的角色亦在減弱，逐漸被不同的社區福利取代。以前勞工沒有保障，有事一定要找工會，但現時遇上工傷、拖糧、甚至是無理解僱等，還可以去找勞工處、區議員、甚至是立法會議員幫忙，再不然就向社署申請緊急援助，何需工會？今時今日不少人加入工會是為了享受福利，大部分不具政治意識，也不會願意提高會費。這成因有部分來自工會轉型，在社會穩定後不再行鬥爭路線，轉而開辦各式各樣的興趣班聚人（e.g.太極班），同時作為部分收入來源。撇開親共的政治立場不說，單講工會組織，工聯會就是一個從鬥爭型工會逐漸變成街坊俱樂部的例子。這轉變有好有不好，好的是順著大環境轉變，工會能夠入到社區，壞的是失去了抗爭意識。
除了工聯會，香港另一個較大型的工會集團就是職工盟，但比起前者，職工盟的勢弱可以從它的成員人數看到。從2014年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可見，扣除屬會教協的9萬人，職工盟旗下眾多屬會合起來才不過4萬人左右，比教協還要少；而工聯會的成員人數卻達40萬！（當然是受大水喉照顧的效果）。觀乎往績，職工盟的動員力確很實有限（教協保守傾向更不用說），這不是想責怪他們，而是想說明以目前的資源和人手幾乎沒有擴大工會組織的可能，這不能夠單靠講兩句「凝聚更多工人積極支持」就解決到，它是一個實際的問題，除非突然有大量的人力財力投入，然後順著年輕工人增加並重新組織他們，否則實在艱難。
當然工人行內本身也有問題，譬如很講年資輩份，一旦資方收編了判頭而他們又是工會理事，基本上任務就是安撫工人，減少衝突。說白一點，在工人參與度低的情況下，缺乏監察，大部分成員只是「紙面成員」，理事會只是圍爐互選，被資方收編一點也不出奇，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工人的參與，長遠來說也是容易被資方把持，根本無法構成反抗力量。
工會組織也沒有一勞永逸，因為資方破壞工運和組織的手段可謂五花八門。包括職業零散化、聘請臨時工，找退休工人填保空缺、高薪引誘並分化工人，大家回顧一些工運的操作就知道。此外，工人階級意識不高也是問題，在聘請外勞的爭議上，當本地工人也排斥南亞裔工人，資方又可以順勢壓低南亞裔工人的工資，這又成為資方向本地工人講價的理由。結果造成同一地盤的工人雙雙降價和分化，無法團結來抗爭。
說了這些，其實不是想撥冷水，而是想說如果有心人想組織工會，至少要了解現在有甚麼困難，才能著手解決問題，以及要有砍掉重練的決心。千萬不要視爭取「最高工時」和「集體談判權」為一個最終目標（許多泛民只是將目光放到這裡），最終目標必定是打倒地產霸權，讓工人的力量在政治場上發揮。但是要怎樣做，我沒有好建議，最好就有大水喉，或者突然有大量人力，否則唯有將資源投放在組織，砍掉所有無關的事項，藉著近年年輕工人增加的趨勢去組織他們。提醒自己不能夠著眼在各種聯誼活動，以為聯絡夠多就會成為戰友，其實那些小恩小惠就算能夠聚集人群，最終還是不會加入陣線，寧願尋找有潛質的工人，集中做單對單來往，由此去積少成多還好。這條路注定艱辛，但組織團體並無捷徑，只能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去行。
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 2014：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rtu/ASR20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