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Vic、是但啦
「香港的崩世代危機：青年勞工怎麼辦？」工作坊第二場已在二月二日舉行。當日的主題是「香港崩世代何去何從？」。以下是當天工作坊的紀錄
這一場我們請來了職工盟高級培訓主任譚健忠先生（史葛），以及青年聯社的江貴生先生，他們也請來了一些青年勞工朋友，來跟大家分享經驗與想法。
「人均收入」增長到誰的口袋裡？
史葛一開始提出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2000年黃洪已提出，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由90年代開始已經相當嚴重，1997年金融風暴之後就更加劇烈。1996年到2011年香港的「人均收入」上升48%，物價上升22%，而樓價則上升了約50%。就上面的數字來看，96年時人工6、7千元的清潔工，到今日應該有過萬的收入，而96年人工7、8千元的侍應生，今天應該至少有萬2元人工吧？按理的話我們不會覺得樓價升得如此離譜呀？
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到今日，清潔工可能仍然只有6、7千元人工，侍應生也沒有加多少。那我們就得問，那48%的增長增到哪裡去了。在場所有人都能答到，是大公司，大企業，地產商。
重新定義貧窮
大家都懂得錢往了哪裡去，但很多基層青年勞工根本不意識到自己的收入沒有合理增長，只怪自己學歷低，又沒有經驗，所以議價能力才如此低。史葛卻覺得這是一個典型的階級剝削問題。他覺得面對這物價與樓價都通漲，而大部分人收入沒有怎樣增長的問題，我們就應該重新定義貧窮，在全港收入中位數一半以下（即$11214）的話，就算是相對貧窮，也就是說，今日有一半香港人都活在這條貧窮線之下。
史葛接觸過很多基層青年勞工，很多都覺得可以進修來改善生活，提高收入，不過史葛指出，絕大部分情況下，他們付出的努力都不能獲得相應的回報。例如，他們去參加政府辦的職業培訓之後，工資也不見到有增長，因為所有人都有培訓過，證書只是最低要求，並沒有增加他們的議價能力。這些職訓只是將培訓成本由老闆轉嫁到政府身上。
基層青年勞工的分享
家明是一位活動助理，中五畢業，他認為可以憑升學的途徑，在將來能當上社工。家華一名IT界的職員，毅進畢業，希望將來可以找到待遇好一點的工作；家明覺得香港的房屋問題最嚴重，而家華則覺得青年人創業困難。他們都不太覺得努力工作可以「向上流」，也不覺後社會運動可以改變社會。究竟當個人的地位或待遇不能提升，同時又不覺得社會可以改變的話，這一代年青人還能有甚麼理想？
接著，另一位嘉賓江貴生就請了他認識的一位青年勞工來作分享。阿彭是一名活動助理，負責青少年就業服務。他中五畢業後參與了展翅計劃，當上青年大使，入職薪金只有4千元，不過當時通漲沒有現在那麼厲害，所以跟家人同住的他也可剛剛維持生計。他即將會參與毅進課程，最主要是因為社福這個行頭很看重學歷，所以就算學費要3萬元，而他現時月入只有8千元，他也向銀行借錢讀書，以維持競爭力。
青年勞工必需意識到自己所受的壓迫
阿彭分享過後，江貴生就問了在座朋友一個問題：「為甚麼青年人都集中入職文職行業？」大家都說因為舒服點，且較有前途。於是江又問大家，現實是大家就算做文職工作，而也不見得有多舒服，有甚麼前途，那麼是誰讓大家都如此認為呢？有說是家人，也有說是老師，而江則認為是整個社會都如此「教導」青年人。他認為青年勞工最大的問題，是整個社會都看不起青年人，由實際的勞工法例到媒體報導，都在直接地剝削青年勞工。君不見每年會考放榜或新學年開始畢業大專生開始找工作的時節，都會有人在媒體上大肆重申學歷的重要，或批評現時的青年人能力低眼角高「好高騖遠」。江認為以上都是貧富懸殊中，青年人面對的特有壓迫。
江提到，他認識的一些「社運青年」，大多會關注基層的利益，會參與「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卻很少想及自己所受到的壓迫。而如此下去，當大家都不再年青時，都不會衝破這些壓迫，甚至有機會反過去壓迫下一代的青年人。因此，他認為大家都必需對自己所受的壓迫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