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瓜灣曾經是一塊被城市規劃遺忘了的土地。不通地鐵，也沒有火車，我沿著彌敦道尋找，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巴士，在下鄉道落車，越過落山道，走了很久才到天光道。在天光道，我發現，土瓜灣變了，香港也變了。一聲「紮鐵佬」，僅接著是響亮如雷的「好野」！這就是基層工人的身份、文化和自豪。天光道發出的光芒，引發了我無限的思考。
首次踏足土瓜灣是1998年。當年大學二年級，政府開始東南九龍的重建規劃，一群學者和社區工作者發起了「鳥巢行動」。我們在大學搞了一個「舊區重建工作訪」作配合，就在區內最貧窮的土瓜灣探訪居民，在社區工作者的帶領下進行社區漫步(Community Walk)。學生年代總是短暫的，9年了，很多往事都淡忘了，可是對土瓜灣的一點感覺依然留在心中。天光道的一邊已是建設中高貴雅致的豪宅，另一邊還是低矮灰暗的舊樓和傳統的汽車修理店，一條街道，兩個世界。紮鐵工人曾經用身體封鎖了那個不屬於他們的世界15天，8月23日開始，在禁制令的限制下，他們回到屬於他們的這一邊。記得當年做探訪，一位在區內住了40多年，雙眼失明的老婆婆，在同屋其他租戶的幫助下度日，重建和搬遷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豪宅建起來了，婆婆到那裡去了？
「鳥巢行動」沒有和今天的本土行動一樣在傳媒轟轟烈烈，但對我個人來說，卻也開始了不同面向的社會實踐。提醒我，要從抽象的「人權、民主和法治」中走出來，走進有血有肉的人群裡。1999年，為數不多的學生也參與了支持落實居港權的鬥爭，儘管在開始時我們受到很多同學的唾罵。印象更深的一次被責罵，是在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在香港開年會，我們在校園招貼了一張海報﹕「世銀滾蛋﹗」很多人都無法理解，為何要反對作為繁榮象徵的世銀年會。1998年的金融風暴來得突然，以鐵一般的事實揭露繁榮背後的種種假象。
面對經濟危機，特區政府先向公務員開刀，首當其衝的是與基層市民關係最密切的房署員工。政府加快將服務外判，1999年房署工會成立了大聯盟，展開了幾次數千人的罷工和抗爭，政府和傳媒一再利用民意攻擊房署員工，最後運動因孤立而無法鞏固失敗了。在工會朋友的緊急呼籲下，我首次參與了聲援工人運動的鬥爭。可是，我們的聲明卻差點無法在學生會評議會中通過。反對者的理據是，外判可以省去資源支持社會福利開支。現實的發展當然不是如此，當公務員的工資下調時，市民的福利也減少了，來自不同社會群體反對改制的抗爭接踵而來。接著，公務員工會動員了6萬多人遊行反對立法減薪。這是1989年民運和2003年反對23條之間最大規模的遊行。
外判、改制和減薪的浪潮從政府部門蔓延到各行各業。2001年，財雄勢大、在16個國家僱有20多萬名員工的跨國清潔公司ISS 與地鐵的合約結束，卻不肯支付遣散費，將工友調往遠離住址的停車場或商場，但事實上並沒有足夠的崗位。根據以往經驗，工友被調職後，會以不同原因而被迫離職，年資未滿兩年而不能享有遣散費的會被解僱。月入僅3000元的女工們行動起來，連續罷工10天。ISS一直堅持他們沒有違法，最後工友訴諸法律也無法取得賠償。談判那天，工友們憤怒地包圍了公司總部，不讓總經理離去，直到深夜。那晚，工人們哭了，組織者、支持者也哭了。工潮沒有成功，可是在鬥爭中一個工會成長了，約半年之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成立，現時會員接近1000，在爭取最低工資的運動中發揮重要的角色。在困難時刻，往往就是女工們的堅韌鼓舞人們鬥爭下去。
當年羞答答的清潔工抬起頭來時，告訴人們什麼叫尊嚴；今天黑乎乎的紮鐵佬露出胸膛時，提醒我們什麼是力量。經濟開始衰退時和復甦之後都會出現罷工和抗爭的浪潮，前者是防衛性的，後者卻是進取性的。但兩者都會有骨牌效應，一場抗爭會引發和鼓勵更多的工人行動起來。在1998年是如此，在2007年也不會有不同。不同的是，今天人們對勞工抗爭和階級利益的理解不同了。8月16日，我向幾位學界朋友發了一個電郵：「基層工人的經濟鬥爭總有超越經濟的含義，應該和以青年學生和社運積極份子為主體的文化行動有所聯結才是。」48小時後，當我再開電郵時，一份數十位學術界和文化界人士發起的支持紮鐵工人聲明已在流傳。3天之內，40多個團體成立了「各界支援扎鐵工潮陣線」，其中30多個團體出席了記者招待會。
作為70年代工人抗爭象徵的司徒華，以抖動的手拿著話筒，語氣卻很堅定：開學後，要發動8萬教協會員為罷工基金籌款。一位大學學生會會長說，我們都來自基層家庭，我們的父母大多是工人，我們要向紮鐵工人學習。另一位學生組織的代表說，在動員學生的參與上，從來沒有這樣順利。有評論說，這是七一式的動員。假如七一式的動員真的能在勞工的議題上湊效，必然有其社會背景，那就是階級矛盾的激化。工潮，正在超越人們慣常理解的一群人的利益，成為社會正義運動的一部分。
今年是六七暴動40週年。工聯會領袖們已經融入統治當局，和官商通力合作，他們迴避了歷史、欺騙了工人，六七暴動卻還是像鬼魂一樣困擾著香港。不理清歷史，我們就無法前進。暴動一方面導致了主流社會對社會動蕩的恐懼和對工人激進行動的竭斯底里；另一方面提醒了殖民地當局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潛在危機。70年代之後，相對來說，香港進入了社會改良的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如果說1998年是一個新起點，標誌著剝削加強了，資本累積策略轉變了，那麼2007年8月10日八號風球那一天，彌敦道邊的混亂就在說明基層工人無法忍耐下去了，他們要反抗了。有事件的目擊者告訴我，如果不是長毛在場，一場自發的騷動已經發生了。同樣地，如果不是職工盟的組織者們一再的呼籲和約束，更多的衝突已經發生了。對此我們不必感到突然，在一海之隔的澳門，建築工人的騷動，回歸後已經不只一次了。
8月10日和11日兩天之後，傳媒一面倒的攻擊工人和工會。其後，警方多次藉故拘捕工會幹事和工人。抹黑和拘捕，一向都是政府瓦解罷工的有力武器。工會或許有策略的考慮，但身無一物的工人來說，在絕望中他們往往是無所畏懼的。他們只能用身體去控訴這個不公義的社會，用雙手去還擊政府和財團加諸他們身上的暴力。工人的日薪在1997年是1200元，最低時減少至400多元，現在資方只答應增加到850元；但是工會指出，同期長江、新鴻基、信和、恆基等四大地產商利潤從300億增加到600億。
在罷工的第一天，商會完全不理會工人。罷工的第二天，工聯會的紮鐵職工會與商會開會，幾十名工人已經嘗試衝入會場抗議。歷經8月10日油麻地地鐵站的阻塞事件和11日中環的攔馬路行動後，紮鐵商會和工聯會突然在8月12日星期日提早開會，資方作出了一點讓步，薪酬調整從11月1日提早至8月1日，並答應2008年8月1日將薪金提高至工人要求的950元。工人繼續堅持即時將工資提高到950，工時減少到8小時。李卓人和梁國雄也在依然紛亂的8月13日，在勞工處的安排下和商會唯一一次的會面。當天，工聯會宣佈退出工潮，職工盟全面介入，呼籲工人克制，並天天派出糾察隊伍維持秩序。學界、文化界、宗教界、婦女團體、民間團體、國際工會，紛紛加入聲援行動；連續兩個星期天的大遊行分別有1500和2500工人和聲援者參加；罷工基金共籌得60多萬。到談判重開的8月31日，一共19天，沒有嚴重的不愉快事件發生，原因是工人們有希望，希望他們的克制可以換取社會的支持和商會的讓步。結果如何？社會的支持卻引來資方和政府的挑撥。他們反過來，不願意與協助罷工的職工盟接觸，開始時完全不談判到後來只願意與退出工潮的工聯會談判。張建宗20多天不露面，一到談判就公開叫工人復工。談判一開始，連工聯會也憤怒地批評商會「帶遊花園」，25天的罷工只換來25元的工資調整。為何紮鐵商會的態度如此囂張？地產商將事件視為「全港的問題」，據說不會向建築商追討工程延誤的賠償，令紮鐵商毫不妥協於工人的罷工。
紮鐵工潮是香港目前勞資關係的一個縮影。處在鬥爭萌芽狀態的工人不斷地學習和總結經驗，資方和政府的回應手法在教懂工人採取什麼手法鬥爭。假如他們無法在高度的克制中取得合理成果，他們必然會將行動升級。結構性的不公平、不合理和來自政府、資方的粗暴攻擊所激起的工人反抗情緒，非任何人物能阻擋。親政府的工聯會一如既往，將繼續他們只談判、不罷工，立場「正確」、行動軟弱的策略。這個策略無可避免為政府和商會打擊工人運動帶來方便，卻會逐步令在鬥爭前沿的工人明白其欺騙性，走向真正支持他們的一方。另一方面，工人的鬥爭正取得越來越多的社會同情和支援，工人激進化運動的土壤正在形成。要分別於工聯會的妥協路線，鼓勵、協助和組織工人的抗爭就必然成為職工盟、街工和梁國雄等勞工組織和人物的有限政治選擇。
作者﹕陳敬慈(英國華威大學博士研究生) 圖片：柏齊攝於八月廿六日大遊行
本文今日同時刊於明報星期日副刊，獲作者授權轉載。重點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