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我望着窗外，暮色弥漫。我在想，这是怎样疾驰而过的一个下午。我闭上眼睛，听到自己的心跳，回想起他们的面孔。往下一个地点，我们马不停蹄。
这个下午曾真实地存在过。是蓝色的。
周六晚上约见东莞的一些朋友，和香港人Jenny、美国人Amanda中午就到了深圳。整个下午将是空闲的。于是我便建议，去看望深圳维权的那些患了尘肺病的湖南耒阳来的农民工。
我们的出租车在布隆公路上转了很久，始终找不到徐志辉所说的那个村子。这一带，除了一条公路，就路旁一些零落的店铺，没有一个显著的建筑，确实很难找。电话打了可能将近十个。最后只有放弃，约在一个卫生院门口，他们过来接。
他们开车过来了。这让我们有一点意外。但很快释然，这些工人在深圳做工十余年，总有些积蓄。开车的那位叫做罗仁龙。他是一名包工头。他们仍然穷困，但不是想象中一穷二白。
我、Jenny、Amanda坐在后排，车带着我们，往回开。半路上，遇上步行来接我们的徐新生。他上了车，和徐志辉共同挤坐在前排的副座上。我们说后排还有空间，他却不肯。他已是尘肺三期，非常瘦弱。
车停下来，出来一看，是一个小型宾馆。我问他们是否住这里，徐志辉说，在这里订一个房间吧，有空调。我们不住这里，我们住的地方脏。
我说我知道你住的是10元一个床位的旅店，我们就要去你们住的地方看看吧。再上车时，我拉着徐新生在后排坐下，我贴着他异常瘦窄的肩膀，想到这位以前靠出卖体力糊口的汉子，现在体重估起来不到90斤，心中一酸。
由于这一百多个维权的耒阳工人并不全部住在一起，我们去了一个他们住的相对比较集中的旅店。那里住了四五十人。下了车，不少工人已经迎上来，我们上到四楼，徐志辉他们走的很慢，依着扶手，一步一喘。
每个屋子约莫六平米左右，有一个床，睡两个人，一晚30块钱。屋子很热，工人们几乎都是赤着上身。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媒体报道中提及的徐瑞宝、黄荣、倪桂生等人。他们很瘦弱，大多数人的胸部骨骼轮廓清晰可现。
挑了一间屋子坐下，几位主要的维权代表都搬了凳子坐进来，很多工人都围过来，但屋子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于是他们就簇拥在门口。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和两位同来的朋友，说明来意，是想更多的了解他们，跟他们聊聊，然后做些力作能及的事情，仅此而已。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群年岁长我许多的人面前讲话，我语气有些慌乱，他们却听得很认真。
聊了一阵，突然听外面有人说，警察来了。接着，一个警察出现在门口，他问我，你们是干吗的啊，是记者吗？
我说我们不是，是香港读书的学生。
他叫我出去，然后问我，那个外国人是谁，是不是记者。他指的是Amanda。我说她是个美国人，来香港当交换生。我又解释说，我们只是关心工人的普通公民而已，从报纸上看到他们的消息，就来探访。
警察问我是哪张报纸，我说是昨天的中国日报，前几天的潇湘晨报好像也有报道。
那个警察让我拿学生证给他看，我有些为难。他说没事别怕，我就是看看。
没办法，我只有回房去取。大家都是一片沉默，我看了Jenny一眼，她显然也没有这样经过警察盘查，有些无措。
警察拿着的我学生证念出我名字，又端详了一番。他让我把身份证也拿出来，这次我反问他到底是要干什么，我只是来跟工人聊聊天而已，不是来添乱的。
他这次没有强求我，又就Amanda问了几句，也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对着手机小声的讲着什么。自始至终，他态度倒也算和善。
我回到屋里，心中忐忑不安，又因为被警察发现而感到沮丧，有些想马上离开了。Jenny同我商量，如果就这样走，工人们不仅仅非常失望，也会打击他们维权的信心。于是我们决定，按原计划进行，但尽快结束。
我让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用三两句话介绍自己。由徐志辉开始。其实我跟他聊了几次了，对他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只是希望他开个头。他讲了很长，我也不忍打断。但没办法，趁他讲完一个段落，马上把话题转向他旁边的徐瑞宝，让他介绍自己。
原来每个工人都有很强的表达欲，在开始的自我介绍时，他们看起来很羞涩，但是一旦打开话匣子，讲起得病、维权的经历，他们都激动起来。
当进行到第四个工人的时候，突然外面吵起来。“楼下来了很多公安。好几辆警车。”
我知道事情不妙，再待下去，可能会受到无端的带走盘查。于是我们决定离开，和几位主要的工人代表一起回到深圳市区再谈。
时间紧迫，最后的几句话，我向工人们承诺，会持续关注他们，会尽力帮助他们。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泪光。
下楼时，工人们都站在楼道里送我们。一个女人表情木然，沉默地站在他们身后。我问徐志辉那是谁。他悄悄在我耳边说，“家属，她丈夫得尘肺病死了，她也跟我一起来要赔偿的。”
一起出来的打工者，已经死了好几位了。看新闻中提到，他们村的一位老太太，四个儿子有三个死于尘肺。
到了楼下，我们也不敢多望警车，直接上了罗仁龙的车。我们的车一启动，一辆警车也立即启动跟上来。跟了一段之后，才消失了。
到达城里，找了一个饭馆，跟工人们吃饭。饭桌上，我把法律法规摊开，给他们一条一条地分析。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无法证明劳动关系。尘肺是怎么得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但他们却要从源头开始证明。包工制与流动式作业，大多数没有买保险，使得他们证明劳动关系异常困难。有几个人因为持有的爆破证上注明了单位，还可以用来主张劳动关系。
在饭桌上，黄荣一直苦着脸，从没展现过一次笑容。他面临的困难最大。之前因尘肺引发的一场大病，他花掉了很多积蓄。他愤怒地烧掉了工牌、暂住证，想把那些给他带来痛苦的记忆化为青烟。但到了现在维权的关头，他发现那些重要的东西，却已经不存在了。
我感到自己的无力，法律的无力。
一个下午疾驰而过。与他们合影，告别，把打印好的法条分发给他们。我看到Jenny多次转身抹泪。
也许，我们做不了太多，我们只想告诉他们，还有人在关注他们。加油。
我忘不了他们。尘肺工人们。我忘不了他们每一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笑容，他们的眼泪，他们的皱纹与白发，他们骨瘦嶙峋的身体，他们让我心疼的每一个眼神。
他们建起了深圳的座座高楼。他们可以如同唤起自己孩子名字一样，念出那一幢幢由他们建造的楼的名字。多年的媳妇都可以熬成婆，他们对这个城市十余年的不离不弃。缺始无法换来一个居民的身份。
十余年后，他们还在这个城市暂住。
他们并不仇恨老板，也不埋怨政府，他们大多数人只怪自己的命薄。
他们是我的哥哥，或者叔伯。他们生命的时日无多。
和纯朴的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灵魂在净化，回归常识，以单纯的事实与普通人的良知来判断是非。物欲在这座城市川流不止，但和他们相处，我得到喘息。我在反思生命的意义，我在反思自己的担当。
我们要与时间赛跑，为他们争取到合理的赔偿。
在火车上，我在想，这是怎样疾驰而过的一个下午。我闭上眼睛，听到自己的心跳，回想起他们的面孔。
往下一个地点，我们马不停蹄。
后记:
初稿写于09年8月。写了一大半，没有写完。今天翻出来写完，发现很多细节已经忘了，无法详述，很遗憾。
好在后来，他们的故事还有些许亮色。大多数人从政府处获得了7-13万的爱心款，虽然远远够不上公平，但至少有一些钱可用于治病、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