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西城区工会的推动下，北京市最大的护工劳务企业——惠佳丰公司签订了工资集体协商协议，这也是全国首份护工工资集体协议。其中规定，2011年护工最低月工资为1300元，同时，用人单位每年年底要与劳动者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这是不是在集体谈判，或者中国语境下的“集体协商”的一个成功案例呢？
在物价疯涨，生活成本高企的北京，护工这种艰苦工作，1300元的工资，其实并不高。工钱不理想，会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员工流失。用工单位把工资提升到这个数字，是集体协商的作用吗？且慢欢欣鼓舞。
新闻末的几句话让我不免生疑。
也有很多护工没闹明白协议的意思。“我每月都拿到1500了，怎么变成1300了？”
对此，公司负责人表示，实际上大多数护工已经达到了月薪1300元标准。
似乎这么看起来，集体协商协议存在与否，至少这一次并没影响到工资的浮动。那么怎么能保证，每年年底时的协商，能真正有效？
怕的是，无集体协商之实，却以集体协商之名，对工资增长包装，政府、工会固然有了政绩工程。而真正的制度性的实惠，无从延续。工资增长到底是集体协商带来的，还是跟集体协商并无关系，我们不得不察。
其实集体协商早就存在了，不是个近两年才冒出来的新事物。深圳在1994年就率先推行劳资协商制度。全国性的法规在2001年出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7年全国总工会提出，要五年内在全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目标。
在以上背景之下，劳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完善进程，究竟是快是慢，不难分辨。今年下半年，港资企业主联合杯葛《深圳经济特区集体协商条例》和《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草案，认为改革进程太快，真让人觉得他们是一群在深山里面闭关30年完全不知世事的牛鼻子道人。这感觉就像，禁止一个怀胎十月的妇女生育，理由竟是时机不够成熟。
劳资关系涉及问题也不仅仅是工资，如劳动条件、就业歧视、职业安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职业技能培训等事项，这些都是可以集体协商的。不要以为集体协商只是围绕钱来转的。
就算从资方的钱袋子考虑，集体协商，并不必然带来劳动者的高福利高工资，而是给了他们有了一个说话的平台和机会，只是尽量弥补双方信息的不对等。反之，如果没有集体协商，通过其他渠道释放诉求，是不是劳动力成本就必然不会上升？如果罢工发生了，成本就不会增加了吗？
资方的顾虑，可以放一放了。
集体协商制度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法规，而是这些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成了摆设，不接地气。对于一艘已经开到海里的帆船来说，重新启航对它不适用，它需要的是添加柴油，加大马力。所以，立法者要做的，不是把已经生效的旧法条搬出来重新写一遍，而是在原则之下，添加具体可行的内容。
比如协商的启动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必须启动，资方不接受时怎么处罚它，劳动者有什么权利，政府如何监管，什么情况下介入等等。
除此之外，制度要装上牙齿，违法风险必须设定，不仅仅针对劳动者的、针对企业的，更需要设定对政府的。因为政府的监管纠正不仅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北京西城区工会推动护工公司进行集体协商，这种努力要肯定，但关键看集体协商的过程和真实效果。为了避免“有名无实”，法律、政策的配合和指引起着关键的作用，需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