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瑪利亞 邁斯
編者按：在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成為白領的今天，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聲音：你們女人已經很平等了，都超過男人了，所以我們現在要追求的是階級平等，而不是性別平等。邁斯的經典著作《父權制與資本積累》給了這種論述一記響亮的耳光。實際上，資本主義的剝削依賴於在全球各個層面維持分工和不平等。婦女在家庭內的無酬勞動、維持生計型生產者的勞動、存在於非正式經濟中的勞動以及大自然的勞動，組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及其資本積累過程中被隱藏在地下不可見的部分。邁斯用冰山經濟的隱喻來形容這些被忽視的勞動。在國際的性別勞動分工下，第三世界的底層婦女走出家庭不僅僅是成為非正式和低薪的勞動者，也成為中產階級婦女或者工業化國家工人階級婦女無酬家務勞動的承擔者，構築了資本主義性別解放的幻象。今天，這些被忽略或不可見的勞動也不再僅僅屬於婦女們，男性同樣被卷入這些勞動之中。這類工作被視作資本主義的最適勞動，並且當今世界的大部分人正在從事這樣的工作。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當下，我們的任務不僅僅是重新定義我們思考資本主義和勞動的框架，我們還需要按照「生計經濟」的原則重新改造經濟組織和發展模式。
一、導論
本文探索我們如何發現資本積累的基礎——父權制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二者之間的關聯與矛盾。在女權主義研究的過程中，我與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Claudia von Werlhof 共同去發現了二者之間的關聯。本文也討論在當今新自由主義時代背景下這二者之間日益緊密的關聯性並嘗試呈現我們的分析發現有哪些新的方面值得關注。這將幫助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去了解為何他們的處境愈發困難，即使對於那些處在發達國家的勞動者也不例外。
作為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女權主義者，我們主要關注以下幾個矛盾。首先是無論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學家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而言，家務勞動在工業社會中並不被視為一種勞動。Henderson（1999）估計社會中多達50%的實用產品和服務由無酬勞動創造，而這些無酬勞動又主要由婦女承擔。她們創造的價值高達16萬億美元，然而這些價值卻從沒有體現在所有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之中。Waring（1998）極具洞見的《屁都算不上：男人算屁，女人不算》（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一書中指出，這些勞動產生的價值從未統計入GDP。Waring例舉了女人的生育勞動，照顧孩子，母職勞動，打理花園，餵飽全家，為自家擠牛奶養綿羊等一系列勞動。然而這些勞動並未視為經濟性的活動。經濟學家們將其視為免費物品（free goods），就像陽光與水一樣，它們是有用的卻沒有價值。當我去尋找馬克思關於這一類型的勞動是否可能有一個不同定義時，我看到一個概念——生產性勞動（productive labour）。但這一概念卻是為那些男性工廠工人，那些被視為養家糊口直接為資本市場生產交換價值以及剩餘價值的男性設定。馬克思將這些男性工人視為勞工階級以及階級鬥爭的主力軍。而家庭婦女僅僅被稱為再生產勞動者，她們的任務就是日復一日地生育一代又一代的勞工階級。家庭婦女們顯然並沒有生產出任何具有交換價值的東西，或者商品，亦或是貨幣價值，而貨幣價值是在資本主義中唯一可以被計算出來的價值。
基於這一分析，我繼而發現這些不可見的勞動才是對於資本主義而言的最適勞動(optimal labour)，因為它們被結構性地認定為無需成本的勞動。有關這一點具體的討論可參考我的研究《納爾薩普爾的刺繡工人：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印度家庭主婦們》(Lace 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
在印度南部，鉤編刺繡是以家庭式手工作坊為主要形式。在當地，家庭婦女不僅僅需要承擔「社會再生產勞動」還需要參與「社會生產勞動」中去。依靠這些婦女勞動者，刺繡交易商將刺繡銷往世界市場獲取了大量的財富。因此，我用勞動的家庭主婦化(housewifisation of labour)這一概念來強調這一類型勞動的特點。
但是，隨後我和我們的朋友們發現還有很多其他類型的勞動創造的價值也沒有獲得評估，比如生產主要滿足自己需求以維持生計為主的小農們的勞動，以及那些在殖民地生活的勞動者從事的勞動，他們幾乎就是殖民者的免費勞動力，最後還有自然的勞動。難道自然不是年復一年地為人類提供近乎免費的勞動麽（Mies and Shiva, 1993）？！於是，我們發現婦女在家庭領域的勞動可以與上述所有生產模式關聯起來，我們稱之為生計型生產(subsistence production)。在我們看來，無論對於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言，生計型生產是資本積累永恒不變的基礎。如果沒有生計型生產，那些所謂的自由勞動力根本無法出賣他們的勞動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家也不可能積累資本。
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數以百萬計的工廠工作被新興的微電子和自動化技術所取代，並引發許多工業國家遭遇經濟危機。Gorz(1985)的書《去天堂的路》(Paths to Paradise)主要的觀點便是傳統的無產階級已經消亡。為了反駁他的分析，von Werlhof(1988)撰寫了她著名的文章《無產階級已死，家庭主婦永存!》(The proletarian is dead! Long live the housewife!)，這篇文章也發表在我們的書《婦女：最後的殖民地》(Women the Last Colony)中。
雖然，那時我們尚不知用何種新術語來形容這種狀態，但這篇文章標誌著我們開始轉向對新自由主義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von Werlhof 寫道，那些被視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主力軍的男性無產者以及勞工階級正在消失，而登場的則是家庭主婦以及婦女或主婦為主體的非正式部門受雇者，譬如：計時工，季節工，兼職工，合法或非法的移工，童工，小型生計生產者，妓女（譯者註：作者原文使用的是prostitutes一詞）等等。von Werlhof認為這種勞動的家庭主婦化將成為未來勞動市場的常態，不僅影響婦女也一樣影響男性。這意味著，很多男性也要接受比其他男性正式雇傭工人所得工資低許多的工作。他們必須像母親們那樣全日工作，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那些原子化、缺乏組織的非正式勞動者根本無法像雇傭工人一樣享有勞動法和正式勞動合同所保障的工資與勞動環境。他們的工資甚至無法維持生活，當給他們開出這份工資時，老板們仿佛已經認定他們的家庭裏還有其他負責養家的人。因此，他們所獲得的收入與家庭主婦所獲得的收入一樣，只被視作對於養家男人收入的貼補。
在今天我們當年的預測已經成為現實。非正式雇傭勞動已被新自由主義下資本主義認定為最適勞動。那些新自由主義者巴不得可以減少勞動法對資本家的約束，福利國家可以取消，國界應該消除以便資本、商品和投資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流通，政府資產可以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倡導的變革導致了全球正式雇傭勞動的急劇下滑。無數無業者和失業者面對生計不得不成為了非正式雇傭勞動者。勞動家庭主婦化也一樣深深威脅即使那些擁有固定工作的人們。於是，一個新的術語產生代替勞動家庭主婦化以便更準確地定義當下的狀況，即，不穩定工作(precarious work)或彈性工作(flexible work)。這種狀態還在持續，如今人們時常需要三份這樣的工作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McJobs)。年輕人很難期待在他們接下來的日子裏能獲得一份全職有保障的工作。我推斷這是種勞動重塑，並且在我的書《全球範圍的父權制與資本積累：全球勞動分工下的婦女》(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中已經成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Mies 1986)。我把這種全球經濟形象化為一種冰山模式。
二、 全球經濟的冰山模型
經濟學家們通常只把那些冰山頂上的顯現部分稱之為「經濟」，他們的「經濟」僅僅只是由資本和勞動力構成的。這塊可見的部分被算入GDP，這部分內的勞動是被保護，有規範和組織的。通常資本家會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而真正冰山經濟中最大的部分卻隱沒在水中，這部分的勞動是不可見，缺乏規範以及保護的，是那些無組織並大多數沒有簽訂任何勞動合同的工作。許多這類生產勞動往往被視為「免費物品」，例如自然提供的生產。而且，這樣的工作多是非法的，提供給那些別無選擇的非法移民，例如那些歐洲農場裏的廉價工人。
當今全球勞動力的主體大多是那些位於水線以下的勞動者，他們寄希望於「趕超發展模式」(catch-up development)能夠將他們送入資本主義——父權制冰山的上端，至少與同工業化國家中那些受保護的工人享受一樣的待遇。但是新自由主義伊始，那些富裕國家的正式工作領域內的自由勞動力者境遇也愈發糟糕。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失去他們的工作而進入水線下的非正式就業領域，不得不成為不穩定勞動力中的一員。甚至，他們被告知，從現在起，這樣的工作形式對於勞動者而言才是常見的職業。
三、父權制的影響
雖然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現狀下，家務勞動仍被視為一種「最適勞動」，但是問題依然存在，我們是否還應該繼續稱其為「資本主義——父權系統」呢？與1986年相比，現在的境況又有何不同呢？
在1986年，我們就已經察覺在南方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內對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婦女的剝削絕不是一個巧合，而是資本家們審慎的策略。而且，我們也發現這種現象不僅存在在像孟加拉，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同樣也存在於中國、越南這種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在一些富裕國家經濟學家也主張開闢廉價勞動力的就業領域。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初期，它的發展極大倚賴了那些在紡織廠或是服裝廠工作的、以青年婦女為主的廉價勞動力。她們被剝削的境遇就隱藏在那些我們在超級市場購買到的廉價服裝裏。此外，這種國際勞動分工還往往伴隨著對於婦女暴力行為的增加（例如：在孟加拉國婦女被潑濺硫酸毀容、遭遇強奸、謀殺；在墨西哥與美國邊境地區，如華雷斯市，很多在邊境加工廠的年輕婦女慘遭殺害）。此外，在全球範圍組織婦女賣淫和針對婦女的人口販賣的情況也在急劇蔓延。
這種針對婦女的父權暴力愈發嚴重，尤其在那些正在經歷或剛剛經歷完戰爭的國家，例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以及現在的伊朗。在那裏，不僅僅國外軍隊，還有大批所謂的國際組織人員，從聯合國到非政府組織的員工以及西方的商人都存在性服務的需求。因此，依照與其他新自由主義生意一樣的規則，賣淫成為了一種全新被認可的全球性服務行業，而且是一個快速增長的行業。不單在戰爭區，賣淫行業同樣興起於那些傳統歐洲與新東歐的邊界，例如捷克、波蘭、烏茲別克斯坦等加入歐盟的國家。父權制在WTO的關貿協定中也被強化，在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中尤為突出。許多婦女在家庭內的工作也被納入新的服務範圍。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這是一個進步，可以將婦女從家務勞動這個苦力活裏解放出來。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審視，便會發現從事這些家務勞動只不過變成了來自南方國家以及東半球的婦女，她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合法工作的許可，只能淪為為了替代中產階級甚至工業化國家勞工階級婦女從事家務勞動的新女傭，從而這些中產階級婦女。當一個婦女需要通過剝削其他婦女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向上流動，這絕沒有任何婦女解放的意涵。我將這稱之為一種新形式的殖民化。當妓女被稱作性工作者或是個體戶時，它沒有任何平等的意味。這一切不過是為了進一步促進資本增加而耍的父權手段而已。
這些策略不過是利用了看似理性的「雙向選擇」論、婦女解放話語以及對於平等的渴望。即便對於今天的許多女權主義者而言，她們仍視平等為婦女解放的主要目標，而並不要求終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制度。在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上形成的行動綱領中，她們要求所有政府應該引入「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政策。可如果置於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背景下，我們檢視這種政策的成果，其實我們很難看到對於大多數婦女處境的改善。毫無疑問，一些婦女通過這種政策獲益，成功攀爬上資本主義冰山經濟的上端，但是這確是以其他婦女與男性的付出作為代價的。這也依然是一個事實，資本主義需要父權制去保持在各種層面上的不平等與剝削。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針對所有人的平等，尤其是不可能讓所有人都進入資本主義的最高生活水平。因此，對於那些在冰山模型中水線之下的婦女與男性而言，新的平等僅僅意味著他們在同一世界內都成為了一樣最廉價的勞動者。這就是新自由全球化和普遍競爭的法則。
我認為這一分析已非常清晰地指出「趕超式發展」提出的舊策略和承諾已徹底失敗。尤其當我們關注冰山經濟中的所有參與者時，包括自然、所有國家、階級以及性別。「趕超發展模式」絕不是對所有人，所有男性與女性，所有（前）殖民地都有效的。並且，它絕對會對自然造成傷害。
四、從全球化到在地化
我對現有資本主義父權世界系統的分析，並不想把大家帶入一個邏輯性的結論以獲得某種悲觀的結局，然後就這麽陷入抑郁。事實上，我是要去摧毀一種幻象——我們可以保留蛋糕並且還能吃上一口。如果我們希望在資源有限的地球上能有一個讓人類社會以及造福所有人的經濟存在的話，我們除了去徹底拒絕冰山式資本主義父權經濟這種毀滅性的範式，並尋找另類途徑之外，別無他法。
那種僅僅希望回歸到新自由主義之前「凱恩斯福利國家」狀態的方案也一樣行不通。我們需要一個更徹底的變革，如果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生命，包括婦女、兒童、自然成為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再是金錢和被商品化了的一切。我們亟需一個真正的在範式上的轉向，一種全新的視角，我和我的朋友稱之為——生計視角(Subsistence Perspective)( Bennholdt-Thomsen and Mies, 1999)。
這樣一個社會以及經濟的藍圖尚未完全勾勒出來，但是，如果我們環顧世界，我們不難發現數量眾多的個人、團體、組織、草根運動都與我們一樣提出了以下問題：
「這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經濟，在這個經濟體制內尊重自然，關注人類，重視婦女兒童以及他們的未來，不再為了獲得目光短淺的利益而去剝削與殖民他人及地球？」
我剛剛在這裏所呈現的只是一種視角，一種觀點，以及關於這樣一個視角應該具有的基本原則。而接下來的我們要討論的改變性的行動更為必要。
五、生計經濟的原則與特性
（一）勞動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性別分工模式會遭遇改變。男性將與女性平均承擔無酬勞動。獨立、自主選擇、有益於社會和生態的勞動將替代雇傭勞動成為經濟的主體。生計型生產將優先於商品生產。當下恰恰相反，生計型生產是輔助市場經濟的。這樣的情形必須被扭轉。雇傭勞動和市場應該是去支持生計型生產。
（二）生計經濟的目標
生計經濟的目標並不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在超市裏供應充足的商品，而是美好的生活，即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以及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們保持一種良好的關係。這種倡導一切美好的生活只可能出現在較小的可自力更生的社區或地區，而不可能存在於全球化經濟模式下。
這種良好的關係的建立是基於互惠，尊重以及團結的原則。這預示著消費者與生產者、城鄉、以及不同文化與地區之間可以建立出一種全新非異化且更緊密的關係。
（三）改變原有的需求與滿足模式
當一個有著另類訴求的新經濟出現，人們對於滿足需求的定義也會發生變化。人們將不再需求毫無實用價值卻對環境和社會造成破壞的商品。新興的生計經濟將阻斷本地以及周邊區域對於那些跨國公司的依賴，今天那些跨國企業掌控著我們的需求，向我們輸送他們的商品。如果我們期冀打破跨國公司對我們生活的控制，我們必須讓我們的生活向知足和簡單轉向，當然這種轉向便是美好生活的前提。
（四）生計經濟下的技術有何特點？
技術必須再次成為一種用於滿足需求的工具而不是發明出來僅僅用以加速資本積累。技術並非價值中立。每個時代的意識形態都內嵌於技術之內。某些高科技不僅無用而且往往毀滅生命（比如基因技術和核技術）。這些高科技的發明是為戰爭服務的。而在生計經濟中，這些高科技將毫無存在意義。生計型技術必須是可還原的，並且操作它所需的科學技術知識是大部分人民可以掌握的。它必須有這樣的特點，保證它產生的後果是可逆轉的，可以獲得修正和復原。
（五）生計經濟的道德特征
生計經濟尊重不同地區自然存在的有限性，它的形成與任何內在或外在的殖民行為無關。這種經濟必須再嵌入社會，它在社會中並不占據中心或主導地位，而是成為社會的眾多子系統之一。 這也意味著它強烈批判與拒絕所有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準則，這些在今天已經滲入各個國家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準則包括：以利益為導向的成本效益原則，普遍競爭，公有資源的私有化，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化以及國家對市場管制降低。社區和國家有責任保證公共資源服務於所有人民，而不是為資本所用。這樣的一個新興的道德經濟可能只能在一個相對小的社會環境內存在，因為在那裏人民可以掌控經濟，但不可能在全球經濟中幸存。正如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毫無人情可言。
（六）生計經濟中的市場與交易
本地或區域市場可以滿足當地及區域的需求，並且它們的主要功能就是滿足當地大部分人的需求。當然，在這些市場之間也存在商品的交換。這一類型市場的存在將保護不同地區與國家的生物與文化多樣性，也將抵抗全球性的單一種植模式以及壟斷集團。但這並不能阻斷長距離的商品貿易，這些商品主要是一些必需且當地卻無法提供的商品。而當地生產生產的商品則不應從國際市場進口。交易也應遵從「下級自治優先原則」(priciple of subsidiarity)。
六、生計經濟中的金錢
金錢可以用於流通，卻無法成為積累財富的手段。
本文由侯戈翻譯自2005年10月29日Maria Mies在綠色經濟研究所的主旨演講“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 revisited”
References
Bennholdt-Thomsen, V. and Mies, M. (1999) 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 Beyond the Globalise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Gorz, A. (1985)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London and Sydney.
Henderson, H. (1999) Small is Beautiful: 25 Years Later with Commentaries, in E.F. Schumacher (Ed.) Vancouver: Hartley and Marks.
Mies, M. (1997) ‘Women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M. Scott Cato and M. Kennet (Eds.) Green Economics Beyond Supply and Demand to Meeting People’s Needs, Green Audit.
Mies, M. (1980) Lace 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 London: Zed Books.
Mies, M. (1986)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Zed Books, 1986, 1998 (with a new foreword).
Mies, M. and Shiva, V.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Mies, M., Bennholdt-Thomsen, V. and von Werlhof, C. (1988) Women the Last Colony, London: Zed Books.
Von Werlhof, C. (1988) ‘The proletarian is dead! Long live the housewife!’, Women the Last Colony, London: Zed Books, p.168.
Waring, M. (1998) 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 Bridget Williams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