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不是像许多人说得那样勇敢
于：你选择开胸验肺，还没有等到去做职业病诊断的复议？
张：刚开始是想走正常程序的，但我想到，做职业病诊断的时候那几个专家都在，再做职业病鉴定还是那几个人，这就是后来媒体上报道的，一个门两个牌子，一直就是那几个人。再加上他们后来说的那番话，不可能自己推翻自己，那种情况下，有个真实的结果可能性不大。
于：因为我看报道上说，正常人做一个开胸验肺，对生命有一定危险性的。当初是怎么做下这个决定的？
张：当时我去医院住院观察检查到6月16号，报告出来了，把肺结核等等全部排除了。但是因为职防所出的那个诊断证明，他们没法写结果，在我病历上只能写，“双肺阴影，性质待查”。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且说怎么治吧，连是什么病诊断都诊断不出来，我觉得也不可能吧。我问那我想做进一步检查，该怎么做？医生说可以做CT引导穿刺，也是活检，但是那个伤害并不大。但是在郑州职防所，一个专家就说他们职业病诊断不参考CT穿刺的结果，做了也是白做，再说还要花几千块钱。当时我就说如果不做这个，怎么进一步检查呢？医生说可以开胸活检。
我想了一想，我说做就做呗，刚开始我住的呼吸内科，开胸活检属于胸外科了，医生就让我问问费用。我就去了胸外科做了相关检查，费用是2万多块钱，我也没钱。医生说了这活检，你不适合做，其实他们看胸片就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有了郑州市职防所的结果，他们不适合再下诊断。因为我的情况不像结核，是双肺阴影市双肺弥漫性的，5片肺全部都是阴影，没办法切除。他们说你做这个危险性挺大的，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我说那就做吧。
于：所以你的决定都是当场作出的？
张：其实我也不是像许多人说得那样勇敢，下多大决心。那时候就是有两个心理准备，如果不是尘肺病，那也好，我也应该有个治疗方案。第二个结果就是职业病尘肺，那我以后的治疗、维权，应该还是可以看到希望的。两个结果都能接受的情况下，我就很快做出了决定。因为我从郑州市职防所出来到郑大一附院住院的期间，没有用药，没有治疗方案，也知道双肺阴影，也知道挺严重的，但就是活活等死的状态。那时候想的就是与其活活等死，还不如开胸验肺。这也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求生的愿望。我做了以后，不管哪一个结果，都能给我定一个治疗方案。
我能得到这么多媒体的帮助，只能说是很幸运
于：回想这个开胸验肺，如果不是很多媒体的接触，也不会成为公共事件。可否谈谈你是怎么联络到媒体的？
张：09年从刚开始过完年以后，上访过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的情况下，自己主动跟河南省内的媒体联系。河南省内的媒体。那时候是上访期间，公司不肯给证明材料，就求助媒体。有河南省法制频道、河南新农村频道、郑州日报、郑州晚报报道了一张证明之难。他们报道的是我因为相关材料无法诊断，也明确了单位隐瞒我的病情。
于：当时你是给报社打电话？
张：是我联系他们的。他们报道以后，也就是09年2月份，效果也不怎么好，这个事也没有下文了。法制频道他们连续报道，也就是更多人知道这个事了，但是用人单位就是不处理。
肺结核诊断出来，我也没跟媒体联系，我想我都诊断出肺结核了，我也没法跟他们联系。一直到我做完手术以后，快要出医院了，在6月30号我出院了，因为没钱了。我又去新密市找处理我这个事的一个领导，说我现在有两份结果，一份是郑州市职防所的诊断，一份是郑大一附院的一个诊断，你们帮我协调一下。当时领导就说，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是专家，当初我让你去郑州市职防所做这个诊断的，他们才是有法定资格的。当时我就觉得花了那么大代价得到的结果，就被他一句话给回绝了。当时我就陷入了很绝望的情况。
回来以后，我就又联系了记者。告诉他们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有了两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他们立刻赶到了那个医院，对这个话题也挺感兴趣的。
于：他们那时还不知道你开胸验肺的决定？
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其实我第二次寻求媒体的时候，并不是说对他们抱着是百分之一百的希望，因为我有过这个经历了，第一次很多媒体报道过这个事了，但没有促进这个事的发展，反而有些副作用了。就因为我第一次媒体报道失败了，第二次要发稿的时候，我们家人都是一种很犹豫的心理，
刚开始郑州晚报的记者，他先写完稿，但是写完以后出于某种压力，不能报道。领导没批。只有郑州市东方今报，他是到7月10号发的稿，7月9号给我打电话，他说海超这个稿子写好了，明天发吧。当时我都没敢跟我家人说。这个事情万一没有正面作用，这个事更难处理。
于：他们什么时候采访的你呢？
张：他们是7月6号在新密市第一医院采访的我。我7月6号那天上午去的新密市信访办，他们跟我说的那番话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走到死路了。所以就联系了媒体。
到7月9号，说要发报道了，也就我自己知道，我没跟家人说，直到报道出来他们才知道。我没想到反映那么强烈，7月10号停了一天，7月11号省内的电视台,12号省外媒体像央视的今日说法、凤凰卫视，都报道了这个事。媒体参与了以后，事情就越来越大。
于：你觉得整件事媒体起到什么作用？
张：我这个事，从开始到现在，我很感谢媒体，我的事之所以有转折，媒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舆论监督作用，促进了这个事的进展。
我能得到这么多媒体的帮助，虽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病情的终末期了，只能说是很幸运，包括记者也是这样说。因为在中国很多工作岗位，都有职业危害因素，官方说有60多万尘肺病患者，很多患者种种原因得不到赔偿，甚至有很多自杀了，但是没有得到关注。被媒体报道了，得不到解决。
赢的是我的权益，输的是我的健康，我的生命
于：你在2009年9月终于拿到了赔偿，怎么这么快呢？
张：我能拿到赔偿是媒体起到的作用。发生以后，当地的有关部门，就算是特事特办了，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定程序处理。比如工伤认定，我只用了2个小时。按照法律程序要60个工作日，如果情况复杂可以再延长30个工作日。我的伤残鉴定，也就用了两三天时间，正常也要90天。我拿到那个赔偿，是经过新密市政府部门从中调解，最后签的协议。
于：你认为你拿到赔偿是法律解决的，还是行政协调来解决的？
张：是一个协调的结果，但我这个工伤认定，是按法律程序上走的，经过劳动部门的调解。其他农民工也是这样，做完伤残认定以后，民工要多少钱，用人单位出多少钱，一调解，如果双方愿意，法律上也是支持的。
于：你觉得拿到的赔偿受到的伤害相符么？
张：之前就有人这么说，你付出了那么多，影响那么大，赔偿的钱到得有点太少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爱人、我的家人，被拖了好几年，家里面没有一天安稳日子，就是想尽快处理了，让我的家人尽快过上比较平静的生活。从前年到去年，都从来没有特别高兴过，包括过年，都是坐在那里掉眼泪。当时几个律师支持我，调解不成你可以跟他打官司啊，但为了让家人有一个平静稳定的生活。把这个事结束了。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不管赔多少，算是我争了这口气，维护了我的权利。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也可以算我赢了，也算我输了。赢的是我的权益，输的是我的健康，我的生命，是没办法衡量的。这个病影响生活质量，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办法治疗的，即使他把企业全赔给我，也不能换回我的健康。
于：你每个月多少钱用于吃药？
张：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不感冒不住院，一个月四千到五千块钱的样子，加上生活费更多一点，感冒住院要更多一些。
我现在的情况，一般农民工是负担不了，四、五千块钱，是很多农村人一年的收入。像我家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我爱人在外面打工。她每个月一千多一点，要住房子、吃饭，孩子要上学，把这些扣去，这样她那个一年的收入不够我一个月的医药费。
谁都能看出来，中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
于：你的案件被媒体报道以后，有消息说有医院和相关领导被处罚了，你怎么看？
张：医院是郑大一附院，就是给我做开胸活检的医院。在去年8月12号有媒体报道，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被吊销行医资格，给我做手术这个医院被立案调查。去年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有很多公众的指责，所以这个事就只是口头上说了说就算了.
于：那就是说原来是政府作了这个决定，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没有执行。
张：比如吊销医生行医资格，只是说了说，没有真正去执行。如果真去执行，指责声会更大。
于：还有一些地方官员被处罚了。你怎么看？
张：是啊，比如说郑州市执法所所长被撤职，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被免职，还有那几个专家被撤销诊断资格。毕竟是当地有关部门的最后决定。在我个人看来，这个事他们也有相当的责任，受到这种处分也是应该的。
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真的是刻意隐瞒事实，还是有别的原因？
张：后来他们跟我解释，郑州市职防所所长亲自找我了，说给我误诊的原因是他们技术不高，水平不行，几个专家水平太差，所以误诊。我就引用了东方时空的评论员的一个评论，现在要讲究一个证据，虽然说我们没抓到用人单位和郑州市职防所有什么勾结，没看到谁给谁红包，但谁都能看出来，中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
尽量把我生活说的好一些，为了给更多的尘肺病患者安慰
于：回到你现在的生活当中，身体状况怎样？
张：怎么说呢，有时候媒体采访的时候，尽量把我生活说得好一些，也为了给更多的尘肺病患者多一些安慰。
于：我大概能看出来一些，这几天我们相处下来，你整天在吃药，而且早晨起来，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听出来你嗓音有气喘的现象。
张：是啊，现在如果说上楼梯，走得太急，都受不了。有的专家就说尘肺有急性和慢性的，只要我们单位患的人都是急性的，接触二氧化硅什么的，这种从发病到生命终结不会超过7年。
今年两会的时候，新华社、腾讯网专门给我做了一个专题，就是我的最后六年，按去年确诊算起，到今年，也就是还有六年。现在就是说我的生命期望值是35岁。但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一种奢望。
包括像我的几个工友，去年生活还可以，今年有一个3月23号就去世了，还有人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只能在家养着，什么也做不了。
于：打个比方说，从郑州到深圳，你可以坐火车么？时间大概20个小时左右。
张：坐不了。年前有一次去北京，坐火车，先不说温度，要是有人抽烟呢，我咳嗽咳得就会引起肺部感染。我现在对气味特别敏感，包括做饭的油烟味。我在家里吃饭都是我爱人给我端过去，厨房都不能去，做完饭油烟味太大，到那儿咳嗽就会很厉害，没办法。
于：郑州到北京也就8，9个小时时间。
张：是啊，要是短一点还行，到深圳这边时间长了身体受不了
于：通过刚才谈话，答案已经出来了，但我还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可能去打工么？
张：别说我现在，因为职业病尘肺别说是晚期，就是早期，都是终生丧失劳动力。像我农村的，要说做一些脑力劳动，也没有这个水平，做体力劳动肯定做不了。
于：种地可以么？
张：肯定做不了。我们家里也有地，但是都是别人干。我这个状况，多维持一年就不错了，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爱人打工，她那点收入连我基本的医疗费都负担不起。很多医疗费用，都是从我去年的赔偿款来的。
让农民工淘汰企业
于：对其他劳动者有什么话想说？
张：希望更多的农民工、劳动者多了解尘肺病的防治知识。我提供的观点有三个，第一是从上级监管部门抓起，他们必须重视职业病防治。第二是用人单位自身投入防护设备。第三就是农民工本身的防护意识。因为上边抓得再好，做得再好，劳动者不去用防护设备什么的也不行。
还有劳动者发现用人单位的环境达不到那个标准，污染太严重，不给口罩，不管劳动报酬再高，农民工也不要去做，都不去做，让农民工淘汰企业。
像我们那个时候，劳动报酬偏高一些就去做这个，后来就很后悔。因为尘肺病不分时间长短，你干几年也可能患上，干几个月也可能患上。我前段时间看一个报道，美国911事件，紧急救援的那些人，那才几天就患了这个病。国内报道，最短的是21天。
提醒农民工去一些生产环境好的地方，签订劳动合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一旦出现工伤职业病纠纷的时候用力为自己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