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香港城市大学旁听了《中国的新劳动法规——实践与挑战》研讨会。感谢主办者，感谢香港。中国需要你们的关注，中国需要更多的关注。
但对于研讨会，我最担心的，是自说自话，每句话都是说给自己人听的。开完这个会议之后，回头再想想在这个会上所获得的信息，有哪一个曾让你恍然大悟、醍醐灌顶吗？哪一个又是令你耳目一新的观点，又或者是闻所未闻的惊天大内幕？
我们在这里讨论工会的历史、作用、局限性与改革可能，作为一个研讨会来讲，这种研讨当然是重要的。但除了“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还应该多想一想，“我们能做什么”。What we can do?
仅仅在谈“他们该做什么”，是分析、观察，而多谈谈“我们能做什么”，是推动，是改变。
我绝不是说，分析、观察，就不是做实事。强迫所有人去当一线的行动者、维权者，也是一种很恶劣的道德绑架。劳动关系领域，作为一个学科，是不断发展的，要不断地开研讨会。做学术研究，也是做实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实事。
但问题是，怎么做，是另一回事了。比如同样搞法律研究的，可以像贺卫方、蔡定剑那样，是象牙塔里的学者，更是公共知识分子，把实务和理论紧紧衔接起来。也可以像绝大部分香港高校里的大陆背景的法学老师一样（注意，我说的是法学老师！不是潘毅等社会学老师），悄无声息地做学问，基本上对公共事务不发言。他们身在自由港，却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像清修的道士。
有没有想过，你的声音可以在更公开的场合发出来？
比如对适当的议题做联署行动，比如主动接洽媒体多发言，比如调动学生做调研。你完全可以守住学术的边界，但是你可以让理论接上地气。
回头想想，去年《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的流产，我看到的是远距离的小规模的言说，但是利益关切者间并没有引发一场大讨论，甚至绝大多数工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几乎没有媒体的深度报道。很可惜，但为什么这样？一部分原因是，搞社区服务、维权的公益人士，缺少利用媒体做推广的意识，缺少更有话语权的学者的配合；做研究的人，缺少走出象牙塔在公共领域宣讲的动力；做媒体的人，缺少从公益角度做报道的视角。
那么研讨会，这么多人，有学者、NGO工作者、工人代表，或者有媒体人，我们坐在一起，就是要打通这个壁垒。除了获取信息，也要想想“我们能做什么”，怎么配合，跨界之间如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