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蘋果日報》2010年08月29日
直到菲律賓人質屠殺事件發生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對這個國家的無知。沒錯，我曉得當年馬可斯夫婦的荒唐，知道阿基諾夫人的「人民力量」，甚至聽過他們社會運動的興盛，看過他們小劇場的活力；可是我對這個國家的瞭解本應比這點皮毛深得多才對。因為香港幾乎已有一代人是被菲律賓人帶大的了，目前還有十多萬「菲傭」住在香港，她們或許就在我們家裏和我們朝夕相對，或許就在你每天上班的路上與你天天照面。如此親近的一群人，我怎麼會對她們如此陌生，又怎麼可以對她們的來處如此無知呢？
台灣社會學家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是本備受好評的論著，內容豐富而精緻，雖然談的主要是身在的台灣的外籍幫傭，但這兩天我還是能在這部書裏學到不少東西。就拿「外勞」這兩個字來說吧，它提醒了我，儘管都是來香港打工的外國人，但我們絕對不會搞錯那些出入中區金髮碧眼的西裝友，與印尼泰國菲律賓工人的區別；前者叫做「 expat」，只有後者才會被人稱作「外勞」。藍佩嘉說：「這樣的現象告訴我們，種族界線實與階級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階序有高度的相關」。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分辨菲傭、印傭與泰傭的差異。我在「海外僱傭中心」的網頁裏看見「家傭特性」這一欄，點進去一瞧，發現它倒是很能用最精簡的語言去描述不同種族的族性。關於菲傭，它說她們「學習能力較強，平均較注意個人衞生，思想括達（『括』字寫錯了）」；關於印傭，它的評語是「性情純樸，思想較單純，服從性高，很少與僱主爭執，任勞任怨」。這些評語十分符合一般人的印象，我們一般人的確喜歡說菲傭「比較古惑比較醒，識英文，又識得聯群結黨」，印傭「比較聽話聽教，但是有點『鈍』」。
藍佩嘉深入考察，指出這不只是仲介商種族主義眼光作祟，更是一整套引入工人方式的結果。招聘菲傭，他們會在城市中心登廣告，所以招來的主要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白領。但是他們在印尼走的卻是鄉村路線，圖的是鄉下人「尚未被污染」，而且一招就招來同一個家族裏的女性成員，好讓她們彼此監看不敢胡來。除此之外，語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有些人愛找菲傭就是看上她們的英語能力，帶小孩還能順便當英語家教。問題是這些受過良好教育，英文又流暢的女傭也比較有能力和雇主計較，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所謂的『古惑』？）。相比之下，印傭的英語不太行，但可以使用簡單的粵語，不只能夠和老人家溝通，更重要的是那些溝通必然簡單。簡單地說，她們不能以複雜的語言和雇主討論自己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究竟算不算是違反勞工權益，她們只能簡單地回答「係嘅，太太」。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有一位前市政局議員抱怨中環每逢週日就被菲傭「霸佔」，建議大會堂的廁所不該開放給她們，以免損及市民的利益。星期天的中環，那也的確是個奇景，這一大群菲傭會唱歌跳舞，在這座城市的中樞野餐。藍佩嘉寫道：「當家務移工星期天出門時，她們離開了雇主的管轄範圍，也遠離家鄉父母與丈夫的視線，她們換上了緊身Ｔ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褲，戴上閃亮的金項鍊、搖曳的寶石耳環，踩着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紅和指甲油。透過這些有形的裝飾，她們妝扮出一個截然不同於在雇主家工作的形象，將自己投射成為一個都會、時尚的異性戀女性形象。」只是星期天，她們能夠脫離彼此隔離的工作狀態，聚在一起互訴心聲笑鬧玩樂（但又不能玩得太晚，否則雇主不高興）；只有星期天，她們變回都市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打扮自己（但還是要小心，雇主會懷疑你把自己搞得那麼香艷是不是『變壞』的徵兆，所以你最好把香水口紅迷你裙裝進袋子裏，出門之後再像超人一樣地變身）。
平常，她們住在雇主家裏必須扮演一個溫馴謙卑的角色，盡量拉開自己和女主人的距離。藍佩嘉說：「她們經常用這種說法戲謔地讚美朋友的打扮：『 You look like our madam！』」。為了演好一位女傭該有的樣子，她們還會在仲介商的指示下剪去一頭長髮（在印尼，那尤其是女性珍惜的特徵）。然後，或者帶着淚水把落髮收拾起來，仔細藏在一個布包裏頭。自此之後，她便是一個家傭了；只是一個家傭。
我想起「德成僱傭」的那則電視廣告。先是三個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泰傭、菲傭和印傭分別以母語介紹自己，結果她們全都被擋在門外。最後，一位身着制服的女工用粵語說「我來自德成」，她便能順利地走進一個家庭的大門。她不只是這幾個人裏頭唯一留着短髮的女工，她還是一個最沒有國別色彩最純粹最抽象的女工。假如我們想要的就是一個脫掉性別身份去除國族背景的單純女工，我們又怎能注意到她身後的那個國家菲律賓呢？
（香港與馬尼拉之間的距離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