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工黨成員梁寶龍
何謂集體談判權
國際勞工組織第九十八號公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公約》指出集體談判的基本性質，即是以「集體協議用來約束就業條件和其他就業條款」，但該公約没有為集體談判權寫下定義。
而第九十一號公約《集體協議建議書》，將集體協議定義為「有關勞動與就業條件的書面協議，其締約雙方：一方為一名僱主，一個僱主團體或一個或幾個僱主組織；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組織，或在沒有此類組織的情況下，由有關勞動者根據本國法律或條例正式選出並委任的代表。」
建議書第三條進一步指出，集體協議對簽署各方及他們所代表的各個方面都具有約束力，而與集體協議相違背的僱傭合約中的有關規定應視為無效，並應自動由集體協議中的有關規定所取代。然而，僱傭合約中對工人更為有利的條款，不應視為與集體協議抵觸。[1]
集體談判權的國際立法
英國工業革命為資本家帶來巨大財富，工人階層得來的是貧困，甚至失去健康，於是組織起來以罷工進行抗爭，迫使資方簽下協議，政府却藉自由競爭之名不承認這些協議，更認為工會是非法組織。
到了1871年，英國頒佈世界上第一部《工會法》，明確表示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1875年又頒佈《企業主與工人法》，將勞資關係界定為平等，在這基礎上允許工人團體與僱主簽訂集協議。[2]
而1845年德國制訂《普魯士工商業管理條例》第一三四條規定：確定勞資可以自由制訂相互關係協議。在法例容許下，1872年德國書籍印刷勞資雙方簽訂第一個集體協議，1899年建造業工人也簽訂集體協議，1906年冶業工人接着也簽訂集體協議。1906年總共簽訂了3,000份工資協議，1913年增至13.5萬份，適用於21.8萬間企業，覆蓋200萬工人。[3]
到了二十世初，新西蘭、奧地利、荷蘭、德國、法國、芬蘭、瑞士和美國也為集體談判權立法。1904年新西蘭頒佈了較規範的集體協議法。[4]
1918年德國頒佈《勞動協約、勞動者及使用人委員會和勞動爭議仲裁法》，對集體談判作出詳細的規定，集體談判開始走向制度化。1921年4月進一步頒佈《勞動協約法（草案）》。早於1907年已簽訂的協議共有5,324份，適用於111,050間工廠，覆蓋90萬工人。1910年簽訂的協議達8,293份，適用於173,727間工廠，覆蓋人136萬工人。[5]
二戰後各先進國家的工人組織和集體談判權普遍得到承認，香港的工會紛紛復會進行活動，部份雖與資方簽下集協議，但爭取集體談判權仍未擺上枱面。
集體談判的形式
歐洲多國決定工資的金額是依賴集體談判，而集體談判從層面上來看可分為三種：一是企業級談判，如英國主要由資方單方面決工資多少，工人處於被動地位，香港大部部企業都如此；二是行業級談判，如德國工會組織統一而集中，會在行業中進行集體談判，香港建築業各工種亦採用這模式，可見工會雖不統一仍可進行，並非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所說，工會多不能進行集體談判；三是國家級談判，主要是北歐挪威、瑞典等國，人口少，工會組織發達，集中程度高，自治能力強，工資可由中央級來談判決定基本協議，然後由基層談判確定框架。[6]
為何要罷工
理論上集體談判可化解勞資矛盾，避免罷工的發生，但工會在運作集體談判權時，仍要面對資強勞弱的壓力，所以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不應放棄使用罷工這一武器。
罷工是一種公開向強勢資方權威挑戰的集體行動，以整體性的意識形態，統一的目標，團結和集體認同為基礎，用直接的破壞性行動來對抗資，表示對原有制度不滿。
1971年德國制訂罷工法律原則：1)採取工業行動是必須是不得已的方法；2)工業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達成集體協議是合法的；3)應盡量使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勞資糾紛 -- 即是進行集體談判期問可以用罷工向資方施壓。[7]
所以德國工人會於集體談判期間採取短時間的警示式罷工，來向資方發出警告。德國人認為集體談判不是集體乞求，所以會於集體談判間期以罷工向資方施壓。無論是否擁有集體談判權，工人都是處於弱勢的，資方的強勢不減，只有把工人團結成一股潛在巨大力量，隨時可以發動罷工，才能對抗資方的強勢。
[1] 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北京：勞動社會保障，2011），第176-186頁。
[2] 程延園編著：《勞動關係》（北京：科學，2016），第38頁。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北京：中國政治大學，2016），第066-067頁。
[3]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47-068頁。
[4] 程延園編著：《勞動關係》，第38頁。
[5]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69頁。
[6]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04頁。
[7]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147頁。